摘要
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１日中午时分，上海龙华大操场上，一个身穿绸袍的青年，面对枪口，平静地说：“予既到此，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即今日处以极刑，亦早在意料之中。”第二天，上海各报醒目地报道了他的牺牲，《申报》称他“含笑临刑”，“毫无畏惧”；《民国日报》赞他“真是健儿本色”。奇怪的是各报所称姓名不同，《申报》称是“孙祥夫”，《民国日报》称其“尹神武”。不几天，报上公布了护军使署（下称军署）对此案的判决书，称“孙祥夫，即沈强夫，又名尹神武”。尹神武与孙祥夫，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可谓扑朔迷离。１９８５年，笔者参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上海近代法制史》课题，对该案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追踪，查阅了大量书
出版日期
2000年01月11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