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曹征路先生以一篇《那儿》聚集八方视线的时候,他其实并非孤军突起。最近一年半的文学杂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说,都是将“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选作基本的素材的。即如这一组笔谈涉及的作品,《报告政府》和《十月》上的三个短篇自不必说,就是《一生世》和《谋杀》这样并不以社会批判为旨归的小说,也直接触及了现实中最令人感觉沉重的事情:穷苦人的不幸。两三年前,读者还广泛地抱怨作家,说他们钻在一己的小悲小怨里,漠视严峻的现实,可转眼之间,情形大变:作家并非都不长眼睛,文学到底还是不能自隔于人间疾苦的。但是,将街边捡破烂的老头请进小说当主人公,并不等于便能真切地画出他的面容,就是有心替穷人鸣不平了,也依然可能嘶声哑嗓,鸣不成调。在这个重重泡沫、云山雾罩的时代,文学要想重新直面社会,踏出一条深切刻画“底层”的路,绝不是容易的事。
出版日期
2006年01月11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