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建立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职责,标志着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新体制的初步建立,这有利于决策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之间的适当分离和相互监督,提高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效率。但是新体制也面临着理论解释、制度创新和制度制约等方面的新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新挑战,应当夯实新体制的理论基础,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落实自然生态空间规划,优化权力配置,建立自然资源管理法律体系,保障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按照中央部署积极推进。

简介：当前作为国家用以判断、衡量、监测和监督精准扶贫目标是否实现的精准扶贫信息制度,面临着难以制约帮扶政府主体虚构帮扶相对人作为“贫困户”身份的信息、难以用较低成本“精准”获得帮扶相对人收支信息、难以约束帮扶政府主体虚构帮扶信息、难以用较低成本“精准”获取帮扶全过程信息等困境。精准扶贫实践中关于“好人”与“坏人”论断的两种流行观点对此并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产生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精准扶贫多层级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和偏好不一致。精准扶贫信息法律制度应当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通过为精准扶贫各方行动者设计可实施的制约和激励机制,理性规范精准扶贫信息的调查、收集、制作、复核和备案等环节的行政关系,以实现该制度的预期目的。

简介：融资参与型存托凭证是在存托协议与托管协议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契约创设型证券。存托人是该类证券的名义发行人,境外企业则属于实质发行人。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为该类证券设定的境外企业单独承担型信息披露模式,无法为投资者知情权提供充分保护,难以为非参与型存托凭证信息披露规则提供制度铺垫,同时,境内存托人的信息披露业务能力也不能得到培育。在充分借鉴域外融资参与型存托凭证信息披露模式设计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宜构建以境外企业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为主、存托人与托管人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为辅的信息披露模式。其中,存托人与境外企业应分别承担存托凭证与境外基础证券在我国的发行信息披露义务;境外企业独立承担存托凭证的上市信息披露义务;存托人应分别承担面向投资者与境外企业的中介信息披露义务;存托协议与托管协议应分别约定境外企业及托管人向存托人提供的契约性信息披露义务。境外企业、存托人及托管人通过强制性与契约性制度安排共同向投资者提供优质、充分的信息披露服务。

简介：成都,作为中国软件名城,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具备促进信息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有利条件。当前,成都市正在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打造世界旅游名城,亟待以新的理念、新的作为,促进'信息+旅游'融合形成新业态,培育成都旅游科技型企业集群,培育引领旅游行业发展的独角兽企业,抢占旅游产业的价值链高端。

简介：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碎片化对大学生媒介素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前信息碎片化在传播平台和传播内容上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大学生对媒介信息的辨别能力、控制能力和运用能力方面表现出严重不足。因此,高校应该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开展专业课程教学,构建有效的评价机制,从而建立一套完善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

简介：我国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个别人滥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世界源头的美国成熟经验,能够为我国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益思路。美联邦《信息自由法》在申请处理期限、处理程序、收费制度等法定程序方面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确立起了程序弹性规制模式,从而减少了滥用申请权的潜在风险。这对我国宏观、微观层面的政府信息法律制度重构具有重要的参鉴意义。

简介：犯罪不作为在网络平台代际演变过程中引发刑事责任归责模式的窘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规制路径需事先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的立法模式有限制刑罚发动的初衷,但是,此种限定刑事责任的方式存在诸多商榷之处。应当跳出传统思维的窠臼,对网络平台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进行另行调整与修正,实现由被动履行到主动担责的变迁。必要情形下摒弃'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这一入罪前置性限定要素,从而化解平台类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在归责实践中的异化难题,作为网络平台义务提升与公众法益保障的有效应对。

简介：文章拟从介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发展历程,引出我国立法规范的制度文件。笔者通过阅读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等若干制度规定,发现了上海地区规范文件存在着值得探讨的问题。针对问题:一是明确各个部门权责职能。完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制度;二是树立乘客、网约平台以及网约车的遵守合同意识;三是取消不合理的准入门槛制度,从而实现平台、网约车驾驶员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共赢。

简介：大数据时代,各类数据都以爆炸式速度增长。数据本身具有信息属性,经过挖掘之后能够转变为信息,信息直接关系到公民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在行政、刑事执法过程中产生和收集了大量数据,因此公安机关也是数据占有的主体之一。本文认为,公安机关应以信息公开原则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合法、合理地公开其掌握的执法信息,以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简介：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跃升至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7.7%。互联网已经深度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深刻改变着广大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网络思想状况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状况的集中呈现地,在2018年呈现出了一些新趋势,表现出了一些新特征,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简介：当前,“大云物移”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对国网福建电力公司在数字化、智能化及“再电气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青年思维活跃、视野宽广、创新意识强,是企业创新发展的生力军。国网福建电力成立“青创空间”,对积极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建设共创、共享的青年创新平台和机制体系,服务青年创新创效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作为“废品大叔”的招商总监,段杰的路演经验很丰富,在他看来,想要吸引评委的注意力,关键在于简洁明了地向他们呈现项目最核心的东西。“比如我们的公司的名称就足够亮眼——废品大叔。”这个致力于打造城市废物回收的平台,构建电子废弃物回收体系,以搭建“废品大叔”的网站、微信以及APP线上推广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服务于再生资源产业,深度整合线下资源,改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为再生资源产业提供平台服务,实现居民、废品大叔、处理中心、中小企业、政府五位一体的共生共赢模式。

简介：2018年11月30日,在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主办的2018网络扶贫论坛暨创新优秀案例发布会上,团南平市委指导的“大话熹游·新媒体扶贫精准助力政和白茶产业发展项目”与腾讯、阿里、京东、苏宁、百度等7家单位的网络扶贫项目一起入选2018网络扶贫最佳创新案例。这也是我国网络扶贫的最高奖项。

简介：社区公共物品网络治理供需双元割裂、利益博弈的形成原因、繁冗复杂的治理过程、个性异质的民众需求等诸多因子,凸显了社区公共物品网络治理冲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社区公共物品网络治理冲突的归因主要涉及网络治理结构的固有属性和个体特征以及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和个体理性。社区公共物品网络治理冲突中蕴含的网络治理理论、冲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是阐释冲突的理论基础。构建系统完备、协调高效的治理结构框架,“多维点-主体线-环节面”是社区公共物品网络治理创新及其冲突治理实践的重要方向。

简介：为提升教职工对园内幼儿突发安全事件的应急救护能力,2018年12月15日,省二院团委为福州市晋安区星河幼儿园、台江区红星幼儿园教职工开展了“呵护健康守望成长”幼儿安全健康教育培训讲座。

简介：网络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时代网络新闻舆论工作,既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观的要求,也是互联网时代传播格局变化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新闻舆论工作,明确了网络新闻舆论工作的历史定位、职责使命、方针原则。新时代做好网络新闻舆论工作,在内容建设方面,应当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在阵地建设方面,应当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在队伍建设方面同时发力,应当提高网络新闻舆论工作者学网、管网、用网能力。

简介：论文探讨从乡村汲取资源时代过渡为乡村振兴供给资源时代之后,强基层党建与公共资源供给关联问题。通过调查村庄内部原有资源禀赋:村庄经济资源、村庄社会资源、村庄公共资源和现有资源状况:经济精英担任村支书、村支书捐资修路、村支部再造村内关系,分析村支部援引村外资源拓展发展空间和集中村内资源谋划发展平台,得出强基层党建为精英整合型公共资源供给模式的结论。此模式通过国家与社会互动合作框架:重构乡村社会网络,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再造乡村社会关系,引领乡村社会治理;重塑乡村社会组织机制,优化乡村治理结构;主导乡村社会互动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从而弥补村庄公共资源不足,解决村庄公共资源短缺问题。

简介：本文以江苏省S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个案,考察了当前宗教开展慈善事业的资源构成状况。研究发现,教会内部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资金资源逐年增加,财务监督机制也较为完善;教会同时还努力在其与世俗世界发生交集的过程中争取关系资源,为宗教开展慈善公益拓展领域。

简介：2018年11月6日至9日,福建省监狱管理局直属机关团委举办了局直机关团干部培训班。团十八大代表、省直机关团工委书记陈国钦讲授主题团课,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2”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团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深入推进"青年大学习”行动。

简介：进入新时代,随着“一带一路”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各类境外活动日益频繁,公共安全的外延得到极大扩展与延伸,我国公民、组织和机构在境外的安全需求越来越迫切,近年来.马航MH370失联、越南平阳大规模骚乱、也门撤侨等一系列境外涉我突发事件不断发生,对我国的境外应急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我国既有的以应对国内突发事件为主的应急管理机制亟须作出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