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民法总则》关于代理的规定，是在民事法律重述意义上展开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现行法紧扣以本人名义实施行为和代理权这两个代理的基本构成要素，逐步建立起代理制度之个别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主导原则间的意义脉络，其中主导原则为私法自治，而体现协作作用的则为信赖责任原则，后者经由表见代理等个别规范的建立而被具体化。《。民法总则》通过整合，将其意义脉络更为清晰地内部体系化，但其工作并不彻底。这些整合或创新的缺失，有的可经由解释或法律的续造予以弥补，有的则因法政策的不确定性而可能成为立法的遗憾。

简介：法律信仰不仅是法律作为逻辑、理性和科学的产物，也是法律作为修辞、诗性和诠释的产物。因此，法律信仰是法律作为制度修辞的必要要素。它既作为精神修辞作用于法律制度，也作为制度修辞作用于法律制度。法律信仰与制度修辞的基本联结方式，是依赖可形式化的语言和言语来实现的。法律信仰和制度修辞都具有浓厚的诗性思维特征。无论权利的授予，还是义务的约定，都可证诗性思维、法律信仰和制度修辞三者之间的联结。

简介：宋代的法律在中国法律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制度设计堪称精妙。鞫谳分司制度实现了＂审＂与＂判＂的分离,是司法分权制衡加强中央集权和儒家慎刑恤狱思想的集中体现。案件经审案官推鞫结案,由不需要回避的其他官员提审犯罪嫌疑人进行录问,录问翻异则案件推倒重来,选未涉案的其他官吏再次推鞫,录问无翻异则检法议刑由谳司审定结案。这种案件经推鞫官审结,在没有检法议刑之前由其他司法官吏提审犯罪嫌疑人对案件进行核实复审的制度是宋代重要且独有的司法制度。录问制度不仅适用于刑事案件,也适用于民事案件。虽然录问制度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存在许多弊端,但从历史角度看,对于防范滥施刑讯和及时纠正冤假错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失为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

简介：出勃在《山西新闻网》撰文说，日前，在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举行的脱贫攻坚专题询问会上，旁听席上多了一些“新面孔”，他们是来自山西12个贫困县的13位农民。专题询问是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监督权力，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无论是提问方还是应询方，他们都在履行各自的职能，

简介：大气环境容量资源作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其在资源配置中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国家以经济法的形式干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配置。考虑到政府干预界限应该与法治能力相一致，大气污染控制制度设计应界定政府经济人界限，合理进行收费权、处罚权等部门配置，避免部门争权夺利而影响监管效率；界定经济法干预成本界限，定量化对比政府干预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选择理性干预；加大大气控制制度处罚力度，处罚数额高于其治污成本的2倍以上，保障制度的有效性；实现大气污染总量控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有效控制大气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简介：一、绪言中国的明代和清代都存在被称为“热审”的刑罚减免制度。到了夏季,原本就恶劣的监狱环境更加恶化,罪囚有衰弱致死之虞。而所谓热审,是指皇帝出于慈悲,免除或者减轻罪囚的刑罚,使他们离开监狱,以拯救他们于危险之中。

简介：目前关于刑事申诉制度的研究多体现宏观式的分析,缺乏微观层面的探究。立法上刑事申诉相关法律文本规定过于模糊,虽有相对细致的审查规范但缺乏公开性,司法实践中刑事申诉仍存在申诉途径单一、立案标准较高并且自由裁量权过大、法定结果说理性不足等问题。因此未来应当出台专门的申诉制度运行规范,对申诉案件的受理适用立案登记制,进一步完善律师代理申诉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在处理申诉案件过程中做好裁判文书说理的工作。此外,申诉听证制度的构建也是推动申诉规范化的必由之路。

简介：神明裁判是古代司法证据制度不发达的产物,当司法官员对于原、被告双方的是非曲直难以判明时,便借助于神意来裁判。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审判方式,是基于人们对原始宗教的崇拜和对自然界的无知认识而产生的。中日两国在古代法制文明初期,都有过占卜裁判的情况,后来随着两国律令法体系的建立,有效地解决了疑难案件证据不足的问题,使神明裁判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从公元13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日本幕府统治的确立,儒家“无讼是求”的观念和日本法律处于秘密的状态,严重制约了诉讼审判制度的发展,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出现了神明裁判复活的迹象。

简介：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的规制目标是清楚的,而对于何种规制方案能够实现上述目标则众说纷纭。自动续期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实现土地资源的公平分配。一概无偿自动续期以及＂一次获得,永久使用＂等方案看似合理,实则有违市场逻辑,对既有的居住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并不公平,且会诱发地方政府的策略行为或投机行为。而采用市场方式进行个别化谈判和灵活期限续期以及试错的做法同样会产生极高的交易成本,并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和系统性风险。这些都可能破坏自动续期规制目标的实现。自动续期制度设计必须以公平等法律价值为基点并在效果上接受其检验。

简介：诉的利益是法院本案实体判决的要件之一。本文对这一概念应有的内涵、功用以及如何对诉的利益进行审查判断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归纳和提出了审查判断的若干规范性命题,进一步深化了对诉的利益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应当将诉的利益这一要件从现行的起诉要件中移除,将其纳入新构建的诉讼要件之中,并在起诉受理之后的诉讼阶段中进行审查和判断。本文还指出,正确判断和处理诉的利益,需要裁判者根据具体情形自由裁量,因此需要有相应的司法体制予以支持,以获得正当性。同时还需要更加开放的司法公开机制推动诉的利益的类型化研究,细化审查判断的规范性命题。

简介：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已在全国各地推开,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势在必行。历史上,监察是“整肃官吏,激浊扬清”的重要手段,监察法制经过长期传承和积淀,形成了丰富的吏治经验,为当前改革提供反思和借鉴。清代参照前朝职官和法制建设,在地方监察方面,除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及不定期的巡按御史外,还设有督抚、按察使、道员等专职或兼职监察官员等履行监察职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方监察体系”。而后,由于缺乏整体性设计,清代“双轨制”[1]的地方监察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失监”和“虚监”问题,负有监察职责的官员“怠政溺职”,导致监察功能的弱化或者向其他职能转移。

简介：近几十年，核能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核事故造成的损害屡有发生，核安全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核损害民事责任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鉴于核损害的破坏力巨大，出于最大限度维护受害人及公共利益的目的，笔者认为对核事故的归责应遵循唯一责任原则及无过错责任原则，由民用核设施营运人作为唯一责任人承担核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无论其主观上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但这种责任的承担不是绝对的，在战争、冲突、暴乱、受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这些情形下，营运者可以全部或部分免责。对于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应设置两个层次的赔偿制度：第一层次由营运者进行不具有额度上限的赔偿；第二层次在营运人无力赔偿时由国家进行补偿。

简介：破除商个人与登记制度之间的博弈，不应局限于登记制度的简化以适应商个人的需求或者提升商个人的条件以满足登记的要求，从商事登记关涉的三方主体利益需求分析，重新审视商事登记的理念与本质，可以考虑将商个人履行商事登记的强制义务转变为商个人登记与否的自主选择权。同时结合我国工商登记改革的意见设立我国商个人的工商登记程序，并完善我国商个人登记的配套制度。

简介：国际司法实践证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充分实施能够有效应对公共健康危机,能够促进医药专利对医药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在医药领域上使社会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化。但我国目前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一直处于＂零＂颁布状态。这可以从建立申请人动因缺陷的补救措施、明确与简化药品强制许可的补偿标准等以推动该制度的实施。

简介：经济权力配置得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权力能否得到有效实现。过多非经济因素的掺入与干扰导致当前许多经济权力的配置偏离了经济权力运行的本质要求。将“无知之幕”理论引入经济权力的配置中,可以从程序上最大限度地排除诸如部门利益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权力配置改革的不利影响。在实体方面,科学配置经济权力就是要尊重经济规律,以经济领域内待规制对象的经济属性为准则来重塑政府的经济权力配置模式。

简介：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文书提出义务,应采取限定主义。原则上应当以实体法上的文书提出请求权为依据。民事诉讼法可以作出必要的补充规定,允许诉讼中引用过的文书、利益文书和法律关系文书作为义务文书的范围,明确文书提出义务命令的申请和审查程序,强化不履行文书提出义务命令的法律后果。

简介：英国的认罪协商制度的全面扩张始于20世纪90年代。追溯相关判例法及成文法的演进过程，英国刑事司法立法与实践不断强化认罪行为的制度性便利，认罪协商制度呈现出适用范围扩张、阶段提前、分流加强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扩张态势与案件事实、被指控人基本权利、被害人地位之间的关系亦日趋紧张，进而引发英国刑事诉讼法整体制度框架上的协调与整合。参考英国认罪协商之制度流变，并对比中国当前以认罪认罚从宽为典型的相关制度，形成基于被指控人认罪行为构建从宽处置规则的四项基本原则，即案件事实真相优先原则，被指控人基本权利最低限度保障原则，认罪行为与从宽处置之合比例原则，协商之负面外部性最小化原则。

简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仅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之一。就制度沿革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根据行刑衔接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发布的时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与探索阶段（20世纪50年代-2001）、建立与发展阶段（2001-2011）、反思与完善阶段（2011年-至今）。自上世纪50年代,在相关的法律中就出现了行刑衔接制度的雏形。在随后的一个甲子内,无论是在规范形态、适用原则、还是衔接机制等方面都经历了一系列发展变化,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从更广阔的视角,从制度发展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上,遵循历史的脉络,分析探讨不同阶段中行刑衔接制度的原则、规范、机制以及不足,以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刑衔接制度。

简介：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都可以调整占有和所有的分离。取得时效将占有直接转化为所有,诉讼时效通过限制返还原物请求权,间接影响所有和占有的分离。对于返还原物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肯定说,其价值正当性仍存在澄清的必要。在立法技术层次,由于诉讼时效不能解决时效届满后物权利益的归属问题,诉讼时效不适合调整占有和所有的分离。＂搭桥模式＂将取得时效的法律效果嫁接在诉讼时效的构成要件上,可弥补单纯诉讼时效进路的不足。＂搭桥模式＂或传统的取得时效模式都可减少或消除所有和占有的分离、彻底解决时效届满后物权利益的再分配问题。至于最终选择何者,则取决于立法者的偏好。＂搭桥模式＂重点规制原所有权人的不作为,取得时效模式侧重考察占有质量。＂搭桥模式＂可以在一定期间内完全消除所有和占有的分离。传统的取得时效,尤其是时间段善意取得时效,其目标不在于完全消除而在于部分地减少占有和所有的分离。

简介：公司权力如何在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分配是公司法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股东优位主义和董事会优位主义的脉络下,我国学者多认为中国公司法偏向前者,而后者为世界潮流。然而,比较法上的观察表明：各国并无一定之规,我国法亦有另外解释的可能。因此,公司分权的道路选择不应以一国一地的做法为圭臬,而应诉诸功能进路和经济分析。基于交易成本节省的原则,不同类型的公司权力应在充分考量具体情势的前提下,在股东会和董事会之间妥当分配,最终令股东会和董事会各自享有独立且对等的权力,并通过合作共同促进公司治理的提升,这就是股东会和董事会＂同等主义＂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