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通过法律把种种体现不同价值观的相互冲突的因素转变为建设性的综合体，这是法律整合欲达到的目的，为使此一目的得以完成，通过法律所进行的社会整合过程必须是一个有机整合的过程，一个使人们信任法律的过程和一个形成制度性架构的过程，而所有这些过程最终依赖的是良好的法律制度。

简介：从1984年开征资源税以来，我国形成了以矿产资源税、资源补偿费、矿业权使用费、矿业权价款四部分构成的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资源税是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的一部分，它只有税的名分，没有“税”的本质，应该废除这一税种；资源补偿费也是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的一部分，但这一概念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应该修改为资源出让金，并以此构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矿业权使用费在本质上是矿地使用权出让金，不是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的内容；矿业权价款包括国家矿产资源勘探投入及收益和矿产资源出让金，是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的核心，并以此构建我国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

简介：

简介：在近代，西方列强借助军事上的优势，在中国取得了治外法权，由此带来中西方文明在法律领域内的碰撞，这种碰撞使传统法律开始近代化建设，试图构建与西方世界一样的法律体系。中国近代民事法律系的建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法作为部门法在近代中国的建立，始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清末修建，

简介：我国商事立法应顺应时代潮流，整合维度定位，适时构建商法体系和商法制度。商法构建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本文以经济全球化导致商法国际化的趋势为背景，探讨全球化对商法的一般影响，进而分析我国商法的现状，并时我国商法架构模式进行研究。

简介：公开原则是大陆法系代理制度的基础,其体现为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公开原则的意义在于克服意思表示理论上的障碍,使相对人知悉其交易的对方当事人,从而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我国法律中规定了显名代理和隐名代理,但《合同法》第402条对隐名代理的规定,其适用范围过分狭窄,未来其应当置于民法典总则当中。《合同法》第403条规定的不披露本人的代理虽然也符合公开原则,但其以违约行为为前提,未来应当继续规定在合同法分则中,不能适用代理的一般规则。我国法律中规定的代理性质上均为直接代理,关于代理的规范性质上为归属规范而非效力规范。

简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构建中国法治模式，增强法治自信，成为当代使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整合域外法治资源以资借鉴，成为必然。然各国法治实践及其法治经验均与本国历史传统和国情密不可分，因此对域外法治模式的参考借鉴须进行创造性转换，在整合的基础上再言超越，方能合理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

简介：在侵权与工伤交织的情景中,两种救济、两条进路的重叠往往会在实践中造成各种各样的尴尬与困境。困境背后的症结乃在于侵权与工伤两大体系之间在衔接与整合机制上的缺失。弥补之际,我们既要看到二者在损失填补上的共性,又必须充分关注工伤制度所特有的生存保障理念。共性之上,不宜重叠;个性之中,扬长避短。两相权衡,优选之路当以工伤待遇先行,代位求偿殿后,在确保劳动者权益优先和充分填补的前提之下,妥善平衡各方利益,于细节处弥合制度衔接之中的残存缝隙。

简介：本文拟创的冲突法“最大空间吸引力说”的要义是：法律选择实际上就是决定哪一个国家的民商事法律规范对跨国民商事关系最有“空间吸引力”的过程，而对“空间吸引力”大小的判断，应综合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各国民商事法律规范本身对跨国民商事关系所具有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的大小又取决于体现在各国民商事法律规范中“国内实体正义”和“国际实体正义”之成分对比；二是各国与跨国民商事关系在空间上的实际联系程度，这与“冲突正义”的实现密切相关。可见，“最大空间吸引力说”可以整合和接近“国际实体正义”、“国内实体正义”及“冲突正义”，是一种比较周全和合理的法律选择理论。我国冲突法可通过采取“以硬性推定为主，以灵活适用为辅”的法律选择机制全面引入“最大空间吸引力原则”。

简介：监察委办案规范的建立面临着转隶前纪委办案、检察机关办案两套存在明显冲突的规范的取舍、统一问题。根据两套规范在初查和立案是否统一,以及以谁为主统一,可以得到四个可能的方案。本文从监察调查权的性质、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方案的效率、改革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等方面论述了较优选项,即应当在初查和立案阶段以原检察机关办案规范为主进行统一,通过法律的有意留白和有限例外协调与纪委办案规范冲突的地方。在具体展开该方案时,不应对法律留白作形式性扩大解释,而应坚持原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调整,除非有国家权力机关的明确特别规定。应当综合考虑冲突规则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寻找新的平衡点,建立监察办案规范。

简介：传统的金融法研究偏重于概念法学、注释法学和解释法学,传统的金融学研究偏重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两者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但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二者需要从割裂走向联姻,共同解决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对公司治理进行金融解释,有助于打破金融法和金融学之间的学科壁垒,促进问题对象的系统关照,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调和,矫正价值失衡、研究失范的金融法学科制度,助推金融法的自我反思与现代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