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三反”“五反”运动由于在国史和党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日益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在学界经过20多年的不断努力下,已经取得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中既有对“三反”“五反”运动事件本身作出事实介绍的,也有对其运动得失成败、经验教训、历史启示等方面内容作出理性思考和理论学术探讨的。客观地说,已有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这又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考空间。
简介:摘要:“五反”运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席卷全国反对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政治运动,其发生既有深厚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因素诱发,也离不开深刻的思维惯性、社会动因和国际因素影响。整个运动以1952年3月为界,分为坦白交代、检举揭发和定案处理阶段,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斗争实际出发,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在当时背景下具有深厚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也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启迪。
简介:<正>一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进入高潮,军费激增,致使政府财政收支失去平衡。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经济。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为了发展经济,政府不能不扶植私人工商业,而对于私人资本经济不可克服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为“五毒”)的行为,采取了尽量容忍并不过于限制、打击的态度。从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材料来看,直至1951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发动一场运动来打击私人工商业的任何意向,这说明政府是从经济发展的大局上去权衡这一问题的,再则对“五毒”的界定,因时因地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相比来说,党中央更为重视自身的清廉,当时贪污、浪费、官僚仁义(时称“三害”)现象在一些党政军部门中已有所抬头。中共中央决定从1951年2月起开始整党,10月,又决定在整党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
简介:大量基层"贪污分子"在1960年代的城市"五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是基本前提,而他们的出身及履历、在运动中的态度和行为、日常表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不同情况下对其身份认定和处理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利用甘肃省D地区48组"贪污分子"的个人材料讨论"五反"运动中"小人物"的遭遇,结论认为每个人的"五反"运动经历都是独特而不可复制的,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偶然性及复杂性,表明政治运动的基层运行逻辑是极其私人化的个人体验。
简介:我的老家是上杭才溪公社西溪大队红庄生产队。我们家原先是河南豫西人,从河南逃荒到这,在才溪已经住了有五代人了。解放前,我父亲做生意,贩牛犊,由于牛被传染了瘟疫,死了几头牛,亏了本,欠了地方五六百块钱的债,临到过春节时,都要躲债去。当我13岁时,发生南昌暴动.南昌距闽西不远,震动了整个闽西。不久,红军进入了上杭城。到处写标语,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红军纪律很好,给闽西群众留下了极深刻印象。红军在上杭住了十余天即向广东开去。红军走后,我父亲经常说:“共产党将来还会来的。”正因为我家很穷,所以对红军对共产党无限地热爱,我祖母、父亲经常讲红军好,共产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