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先秦两汉时期尤其是秦以前，亡国的数量多，频率高，亡国的悲惨景象在人们心中形成恐怖记忆，投射到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恐怖的景象和奇幻的色彩。国家灭亡必然带来和加重个人的不幸，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国家灭亡之伤与个人身世之悲的。对于国家灭亡原因和教训的思考，又促进了先秦两汉文学的理性和批叛色彩，彰显了文学的社会价值。

简介：也表现山的险峻,《诗经》主要关注山的高大,从《诗经》中表现山的诗句可以见出

简介：2007年10月25日-27日，由《文学遗产》、《文史》、《文献》编辑部及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6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研讨会共收到论文60余篇，举行了两场大会报告和六场小组讨论。

简介：　　按照学术界几十年来的通行做法,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文学被划分为若干个单元,或者叫做断代,诸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等.单元为什么这样划分?代为什么这样断?学界似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讨论,更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乍一看,这样的划分是以历史朝代的更迭为根据的,好像并未作更多考虑,但稍加分析又不尽然,因为它没有完全以历史学的断代而断代文学史,而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朝代放在一起构成了相对独立的联合单元.为什么要这样组合而不是其他,这其中又不能说完全没有文学研究者的理性设计在内.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绝对不仅仅为咬文嚼字,而是基于对一种文学史研究合理性的探索.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惯例"都不会横空出世的,它自有形成的原因和根据,我们一方面要思考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还要对其保持适当的警惕,因为"惯例"以其持久而普遍的影响往往可能造成对某些历史事实的"遮蔽".就文学史断代问题来看,断代是否标准,单元组合是否合理,直接牵涉到对相关文学史发展变迁的确认,特别是两个阶段文学史研究能否接榫、如何接榫的问题.有时候"惯例"制约着研究现实,研究者又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强大的"惯例".如此一来,两者就有可能合力导致文学史研究与原生态的文学变迁产生隔膜.……

简介：近三年时间,我一直在研究先秦文学史的演变历程,终于在近期完成了先秦文学史的书稿,随后,我可以重回汉魏六朝乃至隋唐时段的文学史研究。通过先秦文学的研究,使我清晰地感受到了汉魏与先秦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两汉文学史的演变历程及其艺术成就,建立在对先秦时代文学演变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对两汉文学史有一个宏观的、鸟瞰式的清醒认识。

简介：姚圣良博士在2014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先秦两汉民间信仰与文学研究”（14BZW042）。

简介：论先秦两汉汉语赵振铎一、这里说的先秦两汉汉语，指的是从有文献记载的殷商时代到东汉末年的汉语。就汉语史上说，这一时期是汉语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所谓上古时期。在此之前，汉语早已经存在，但是由于时代绵远，文献难征，一般讲汉语史的都略而不论。而是把这个有文字记...

简介：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在人类思维进程中交互为用。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献,如《墨辩》、《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等对归纳逻辑思想有中国式的理论论述。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整理,以期古为今用。

简介：“方”字的本意是“并”，其字形似并在一起的两只船，字义可能由于测绘工具“矩”而引申为方形、方向。而“方内”和“方外”则是人们世界认知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所在。“鬼方”是商周时期对西北地区部落的称谓，这一称谓的意思应当是“众鬼聚居之地”，这多少与“方外”为鬼神居住之地的观念有关。先秦两汉时期对西北地方居住的部落的称谓还有昆夷、猃狁、獯鬻、匈奴，以及王莽改称的“降奴”等，而称谓的改变折射出的是时人对“方外”世界认知的转变过程。

简介：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先秦两汉文献里有一些反映避讳心理和人名避讳的材料，它们可以用来进行文史考证。但由于秦汉时期避讳不严、传抄等原因，在利用避讳字考证时还需其他相关材料印证，进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确证。如果找不到其他材料验证、仅有避讳字材料时，也可“大胆立论，慢慢求证”。即使不严整的“此避彼不避”之文字避讳，对文本断代也有价值。分析出土文献中的避讳材料，结合传世文献，我们认为，俗讳（畏惧、憎恶、迷信心理形成的避讳）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敬讳（礼制、政治原因形成的避讳）萌芽于殷商，形成于西周，风行于秦汉及其以降。

简介：把一般的养马业上升为养马之政(包括措施、制度、管理等),萌芽于商代。其时的'马小臣'当是掌管马匹牧养的小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对马匹的需要日益迫切,这一时期马政得以发展。各诸侯国多设置有掌管车马的太仆和专门的养马官。秦国本来就是养马大国。秦统一后,更加重视马政建设。于中央政府设三公九卿,九卿内的太仆就是专门管马政的。太仆属下有马苑养马。西汉是我国马政空前兴盛的时期。汉承秦制,亦设太仆掌马政。同时,采取官养马为主,民养、市易并存的方式,广开马源,并注重提高马匹质量,从而提高骑兵素质。西汉的马政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征伐匈奴前(前

简介：<正>刘徽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他于魏景元四年(263)写的《九章算术法)奠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基础。笔者在《刘徽思想探源》(《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一文中曾探讨了刘徽的思想与魏晋辩难之风的关系。本文继而探讨刘徽与先秦、两汉某些思想家的关系,是为续篇。

简介：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东汉为1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入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入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简介：文章对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方言研究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在我国，方言研究始于先秦时代，虽然除扬雄《方言》这一专书之外，这一时期并没有其它的方言研究的专书，但这一时期许慎、郭璞、刘熙等人的方言研究无疑为我们了解先秦两汉时期的方言研究情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这一时期的方言研究也为后世尤其是清代传统方言学达到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简介：先秦两汉帝王陵墓等高等级大型墓葬的方向问题，是墓葬制度传承变迁的一个方面。本文在探讨该类墓向变化的基础上，认为这些大型墓葬的方向来源，主要存在着“家族传承”和“例随前朝”两种模式。中国早期夏、商、周时期的大型墓葬的墓向一致性，呈现着综合性的特点，即不仅有族群同源而出内在的“家族传承”因素，也存在礼仪制度前后承袭外在的“例随前朝”表现。

简介：从春秋、战国之际的“礼坏乐崩”到两汉大一统盛世，中国经过了一个由周小一统中国之分裂而进至于汉大一统中国之建立的历史进程。与此相对应，先秦两汉士人也经历了一个由“闵周”、“从周”以至于“崇汉”的精神进程。作为民族的心灵历史、精神历史，中国文学从《诗经》到汉大赋，正以文学的形式对先秦两汉士人由悲悼、向往小一统中国之过去到拥戴大一统中国之现实这一精神进程做出了历时态的充分显示。

简介：军乐与军乐歌辞是一个不应被文学或者音乐忽略的问题,中国军乐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并且在军旅中频繁使用,而与之相关的军乐歌辞保存下来的却寥寥无几,这与先秦军乐的依附地位有关。至两汉,军乐渐渐独立,军乐歌辞的保存出现专类,这当是军乐与军乐歌辞发展的一大进步。本文试图通过先秦两汉时期军乐及其歌辞关系的初步探索,简单勾勒出这一时期二者发展的基本状况

简介：先秦时期对《小弁》的解读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维度:《诗论》解读《小弁》为“谗人之害”,侧重对君臣关系的揭示;孟子则认为《小弁》因“亲之过大”而有怨,侧重对家庭伦理的分析。至汉朝时,今古文经学分别以伯奇不容于父、宜臼不容于幽王作为《小弁》的本事。二者的差异体现了如何利用叙事、在继承前人理解的基础上给出符合特定目的阐释的过程。对《小弁》阐释的流变,是两汉重构诗意过程中对先秦诗学继承与发展的有力证据。

简介：司命神在先秦两汉时期是主管人的生死、寿命和命运的神祗，它是官方与民间共同信奉的神灵。由于星占学的影响，司命神在汉代被进一步人格化，同时司命神被赋予更多的神性职能。司命神执行诸多职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劝勉人们诛恶行善，而民众信仰司命神多是为了求得延年益寿或消灾免祸。

简介：2008年底，由200余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撰写的出版史集大成巨著——《中国出版通史》历时八年，终于出版了。该触史》包括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上）、清代卷（下）、中华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等9卷，洋洋洒洒400余万字、800余幅图片，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出版业的源流、演变和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