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十九世纪中期苏州“大小户”问题的形成肇源于漕运费用增加、漕粮包揽、买荒等几种不同的原因,在时人的观念中,“大小户”不仅仅是一种身份区别,更主要是对一类赋税弊端的归纳,因此“大小户”并不一定指向政治身份或经济身份的差异。“大小户”问题的出现至迟不晚于道光五年,导致其形成的原因首先是漕运成本与州县陋规推高了业户的总税收负担,其后业户中拥有政治资源与较强经济能力的群体以“买荒”的方式规避税收附加费。在“大小户”结构之下的地方社会中,大户收益的不断扩大得益于州县官愿意让渡自己的经济收益,如果大户与州县官不能维持一种利益均衡,社会矛盾就可能以激烈的方式爆发。对“大小户”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天平天国战争前后江南地域的社会矛盾。
简介:19世纪国际法学的核心思维结构是“非政治”的实证主义。通过检视该时期国际法学文本中关于中国的表述,可以清晰地考察出这种思维结构的特征。界定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是否拥有“国际法共同体”身份资格的“文明”标准,事实上是不清晰的。随着实证主义思维的渐趋得势,对于鸦片战争本身合法性的探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对不平等条约合法性的判别,仅限于依据契约法的形式规则,而忽略了国际间武力关系不对等的残酷现实。“文明”标准的晦暗不清,并未阻止这一话语本身被国际政治现实所利用,而日本则是这方面的最杰出学生。由于拒绝思考“政治”议题,国际法学对19世纪帝国主义在中国等国的扩张非但不能限制,反而在事实上予以默认。在对学科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新时代国际法学家有必要对自身的方法论保持警醒,并更负责任地投入到“政治”议题中去。
简介: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详尽描绘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主要国家文学运动状况。在这场浪漫主义运动大戏中,拜伦占据中心地位故而被大书特书。通过细读文本,笔者认为拜伦形象绝非仅冠以内涵空洞的"拜伦式英雄"便能曲尽,勃兰兑斯借助感性崇拜力量超越庸常文学史,赋予拜伦反叛权威、启迪光明、追求完美的复合型形象特质,于讴歌礼赞之际凝聚固化自身孜孜以求的真善美三位一体文艺观。
简介:西昌族群的核心,是"南唐故家"。出于对家族来源的永久追忆,南唐故家有外向的文化心理。尽管得天独厚的居息环境,使故家旧族成员无慕外累;但这种自足的生态,并不导致自我封闭。而西昌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居民出行提供条件。只要交通无阻,人事没有挂碍,西昌文士游历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大江南北。当元末江淮兵兴,南北交通被阻隔,西昌文士虽不能肆意远涉,却仍在省郡范围广泛交游。他们以西昌文苑为基地,近交吉安路的名士才彦;再沿着驿道,或顺着赣江,往北过临江路,通达省会南昌。就是在这条交通线上,他们与两地文士来往。而从反方向来看,西昌踞江西南部交通要道,是去往闽中岭南的中继站。从南昌临江方向来的文人,就有机会同当地文人交往。元末临江和南昌两地,汇聚了一批文雅之士。此两地人员频繁交往,所行文事又密切联动。他们或以德性学问相尚,或以书画诗歌文章交好,共同推动此方文学活动。当西昌文人一旦来仪,就会与他们发生交往。而西昌文人道艺双修、学道工诗的品质,也更能引起同类关注、激发尚友的热情。在这三方文学资源中,最强劲的是西昌文学。它以僻处一隅的次文学群落优势,竟占据这场三方联动的核心地位,从而主导元末江右文学的总态势。而在这个总的态势下,又形成多重文人圈属,有所谓十才子、七诗友等组织形式,呈现元代末世的江右文学繁荣景象。所谓江西十才子,应是个动态组合。以核心九成员为基数,从刘崧的交游圈计算,加郑大同即为十才子;从杨彭的交游圈计算,加刘永之即为十才子;从王佑的交游圈计算,加兄王沂即为十才子。而且,这种组合是出于某种默契,当时并没有谁来明确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