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将他者包客进来，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构成丁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但经过整合与重建，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Jun平认为，“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角度，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现当代中国学者文论著作虽多，但大都采用“西方文论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文论在世界”的方式。张喜洋通过解析奈保尔个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事件，实质是要求多种多样的“本土”文化去参予。杨Yang告诚人们注意“本土化”口号背后可能潜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蒋淑娴强调以世界眼光、本土意识重建当代文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消解。殷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欧化”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