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孟繁华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摘 要 题】新视点
【正 文】
当文学被无数次地宣告死亡之后,2003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再次访问了北京,他在带来的新作《论文学》中,对文学的命运作了如下表达:“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注:金惠敏:《图象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期。)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为文学的当下处境忧心忡忡,为文学不远的末日深感不安和惊恐,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日见奇异和灿烂的想象,又为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魅力。
现代小说的诞生在中国已近百年。四部不列,士人不齿的小说,其地位的改变缘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提出。这一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概最有代表性。小说地位的提高及其再阐释,背后隐含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强烈而激进的渴望。于是,小说成了开启民众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小说带着通俗易懂的故事传播了小说家希望表达的思想。这一现代小说传统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并成为那一世纪思想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小说传统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遭到了质疑,普遍的看法是,20世纪激进的思想潮流培育了作家对“宏大叙事”的热情,培育了作家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需求。这一传统形成的“主流文学”压抑或压制了“非主流”文学的生长,因此也是文学统一风格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土壤。如果从文化多元主义的角度出发,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多样性需求出发,这一质疑无疑是合理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个争论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或者说,文学传统及其解构者谁是谁非都不能解决小说生死存亡的现实和今后。就现代长篇小说而言,其成熟的标志无论是《子夜》还是《财主的儿女们》,他们都是从社会问题出发的,但它们都取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当吁求的多元文化在今天可以部分地实现的时候,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百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体的衰落,显然并不来自小说创作的内部问题。
新世纪以来,虽然有《白银谷》、《沧浪之水》、《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兵谣》、《桃李》、《经典关系》、《龙年档案》、《抒情年华》、《无字》、《银城故事》、《大漠祭》、《张居正》、《解密》、《作女》、《大秦帝国》、《漕运码头》、《白豆》、《水乳大地》、《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狼图腾》、《英格力士》、《人面桃花》、《妇女闲聊录》、《天瓢》、《圣天门口》等一大批很好或艺术性很高的长篇作品,但小说在今天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的地位,仍然不令人感到鼓舞。因此,在我看来,一个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辉煌时代就要终结了。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文体都有它的鼎盛时代,诗、词、曲、赋和散文都曾引领过风骚,都曾显示过一个文体的优越和不可超越。但同样无可避免的是,这些辉煌过的文体也终于与自己的衰落不期而遇。于是,曾辉煌又衰落的文体被作为文学史的知识在大学课堂讲授,被作为一种修养甚至识别民族身份的符号而确认和存在。它们是具体可感的历史,通过这些文体的辉煌和衰落,我们认知了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因此,一个文体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以“历史”的方式获得存活。今天的长篇小说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评价近百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无论这一文体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它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它的经典之作通过文学史的叙事会被反复阅读,就像已经衰落的其他文体一样。新的长篇小说可能还会大量生产,但当我们再谈论这一文体的时候,它还能被多少人所认知,显然已经是个问题。
当然,如果把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学地位的下跌,归结于市场和利益的驱动是不准确的。这一说法的不可靠就在于,市场可能改变作家的创作动机,但在现代中国,许多作家也是靠稿酬生存的,鲁迅的收支帐目大多来自稿酬。这些靠稿酬生活的作家与市场有及其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改变大师的创作动机,也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失去他们大师的魅力。另一方面,市场的诱惑又确实可以改变作家的目标诉求。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创作潜在或明确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衰落与其说是与市场的关系,不如说是与接受者的趣味变化的关系更大。现在,对鲁迅及其那一代作家有了不同的评价及其争论,不同的评论我们暂不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其人格成就可能大于他的文学成就。鲁迅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他对现代小说形式把握的能力,不仅仅来自他娴熟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而是更来自于他的文化信念和坚守的人格。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小说中表达出他的悲悯和无奈。他是在市场化的时代用一种非市场的力量获得尊重和信任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间断的政治批判运动和不间断的检讨过程中,独立的精神空间几近全部陷落。当政治挤压被置换为经济困窘之后,检讨也置换为世俗感慨。当希望能够维护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尊严的时候,推出的也是陈寅恪、顾准等已经作古的人。因此,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缩和文化信念的丧失,才是当代小说缺乏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