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穆之治史思想

胡印青

摘要：“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可见历史能给人带来启发。钱穆是我国造诣高深的史学家，他的治史思想在历史研究中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因此，有必要对钱穆的治史思想开展研究。

关键词：钱穆；治史思想；民族

前言：钱穆先生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它是一本贯通历史研究各领域的著作，钱穆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有三大特色，分别为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从这三大特征中我们能认识到他的治史思想与其他不同，也有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之处。

1. 民族本位（或民族文化史观）

在钱穆先生看来，治史应坚持民族、文化、历史三位一体，三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缺一不可。他认为历史文化是民族生命的根本，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指导，更决定了民族的兴衰，同时民族也是历史文化的创造主体，历史文化是由民族创造而来的^[1]。再者，钱穆先生认为，研究历史还需要注重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因为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也就决定了民族文化具有特殊性，而正是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出现了不同的国家民族，若缺少了特殊性，也就不会有国别之分，民族文化也不会存在差异，因此，只有关注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才能更好的投入到历史研究中。

此外，钱穆先生将儒家文化作为民族文化史观的本位，他认为中国文化不会被消灭，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弘扬，并成为救治人类文化的重要力量，从目前发展来看，钱穆先生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印证。同时，通过对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的研究可以发现，钱穆十分重视儒家思想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并吸收了部分近现代西方生命哲学思想，这些思想的结合均对治史有一定的作用。再者，钱穆先生注重守旧开新，提倡从现代角度审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也正是在这一理论下，钱穆先生的治史思想遍布中外历史文化研究中，并为民族文化史观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
二、从异求变，从变见性

通过研究钱穆先生的著作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研究历史应从异求变，从变见性。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从古到今的研究顺序，也可采用从今到古的研究方式，或者按照自己的兴趣研究，或以某个问题为出发点开展研究，只要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一个起点便可开始研究。在钱穆先生看来，通体研究是研究历史中最重要的，只有从通史到断代，再从断代到通史的不断转化研究，才能让历史研究持续下去，并发现历史时代的变化情况^[2]。同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应认识到相同时代下，事件与事件之间是存在影响与互通之处的，每次出现一个事件便会引发一场思想波动。通过对钱穆先生的治史思想研究可以发现，他认为治史不仅要囊括全局，还要见微知著，能够从微小的细节发现更加深奥的知识。在钱穆先生看来，特殊性是研究历史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只有特殊性才能成为历史，才更具研究价值。

在钱穆先生的治史思想中可以看到，变是把握历史发展趋向的关键，他认为通过历史之变能够了解历史发展过程，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是大变，如汉朝到魏晋，一个时期内的变化是小变，如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无论是大变还是小变都能影响到历史发展过程，所以在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每一个历史事件，研究起因、发展以及最终结果。通过掌握历史的变化，能够推测其未来发展变化方向，这样一来，治史研究人员便可从历史变动中找到历史发展趋势。可见，钱穆先生提出的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不仅是治史方法，更是治史的出发点。
三、强调史料考证

通过对钱穆先生的治史思想研究可以发现，注重史料考证是一大主要特征，他认为历史是持续的、变动的，而不是“僵死的遗骸”，而史料考证则能让历史研究更加可靠。钱穆先生认为要做好历史研究应从史料中查找史识，并将研究成果撰写成新历史让更多人学习^[3]。同时，钱穆先生认为“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因为在可靠的史料面前，翻新改写能够让国民更加了解历史演进真相，再者，也能让旧史统贯中的复杂难题得以解决，从钱穆先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历史研究需要可靠的史料作为考证依据，更需要历史学家从研究中排除先见困难。治史并非一件简单的事，需要研究人员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心血才能完成。此外，钱穆先生认为历史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不仅涵盖了过去，更包括现在和未来，所以在历史考察中需要从过去和现在延伸到未来，并将研究目光落在传统中，以此掌握历史发展过程，只有这样进行历史研究，才能让历史更加活化，进而体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结束语：

总的来说，钱穆先生的治史思想对我国历史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给我国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指导，所以，在历史研究中应重视参考钱穆先生的治史思想，不断挖掘其深意，完成历史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董根明.梁启超、李大钊、钱穆治史经验论略[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02):51-54.

[2]张耕华,朱伟明.吕思勉、钱穆治史观念与风格异同之比较——以“西汉政制”及相关问题为例[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01):115-124+191.

[3]冯瑶.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钱穆对治史中“通”的强调[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0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