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三重理论境界

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三重理论境界

来永红

【摘要】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理论极为丰富，其内容按照由低到高的层次可以分为三重理论境界：第一重理论境界是：从身出发，身国同治；第二重理论境界是：从心出发，以心印心；第三重理论境界是：从道出发，顺任自然。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这三重理论境界从本质来说，都属于道治。但这三者层层深入，相互之间联系紧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思想系统。仔细分析和阐释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这三重理论境界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先秦道家 治国思想 理论境界

一、引言

先秦道家，创始于老子，成于庄子。我们习惯把老庄作为道家的代名词，然而就先秦道家来说，老庄而外，在当时还有一些其它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其不同的思想内容和特征，形成道家中颇具个性的道家流派。总的来说，大致可以把先秦道家分为三个派别，既老庄一派，列子一派和稷下黄老一派。

其中列子一派与老庄并称，成为先秦道家的三大派别之一。列子的思想主要集中于《列子》，但就列子的思想而论，依然是承传老学而来。到战国末年，先秦道家的发展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即是稷下黄老之学。所谓黄老之学实际上是借黄帝之名，宗老子之学，先秦稷下黄老之学代表性的著作是《管子》一书。

由于先秦道家这三大派别的治国思想，主要集中于《老子》《庄子》《列子》和《管子》这四部经典文献。因此这里研究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文本就以《老子》《庄子》《列子》和《管子》这四部典籍为中心展开论述。

二、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第一重理论境界：从身出发，身国同治

先秦道家在治国思想上，主张“从身出发，身国同治”。先秦道家从一开始就把重视和珍惜生命的思想，作为治国思想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点。众所周知，老子的治国思想主张“无为而治”（《老子》第三十七章）。“无为而治”也是道家最基本最广为人知影响最大的治国思想。但是，老子不仅提出了“无为而治”，而且他把“治国”与“贵身”思想初步联系起来，以此奠定了道家“身国同治”之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老子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老子认为一个国家理想的治者，首要在于“贵身”，珍惜爱护身体，不胡作妄为。这样，大家才放心把天下的重责委任给他。这里的“身”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的物质之身体，肉体之身体。老子认为“贵身”既是重视、珍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一步“治国”。所谓“以贵身的态度去为天下”就是指对待国家和天下要像对待“身”一样去珍重、爱护。坚持从身体出发去治理国家，说明先秦道家治理国家，从一开始就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原则。

先秦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他不仅认为治国应该“身国同治”，而且在此基础上，他甚至还进一步认为，身体与治国两者中应该是身重国轻。《庄子·让王》讲述了很多贵身轻国的故事。如“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之父，子州之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这个故事委婉地告诉我们，人首先应珍爱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在此基础上再去治理国家。甚至于治理好身体，比治理国家更为重要。庄子在故事后评论说：“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拖天下也。” “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其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庄子·让王》总结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 由此可见，庄子和老子在治国和治身的先后顺序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人应先治理好自己的身体，在此基础上才能去治理好国家。

那么怎样才能“从身出发”去治理国家呢？先秦道家采取了把“身国同治”和“身国同构”作为治理国家的方法和手段。所以，在老子“身国同治”思想里，一个重要的环节是“身国同构”，亦即身与国同质同构 。《老子》第五十四章是这样说的：“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河上公注曰：“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德如是，乃为真人也。修道于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信妻贞。其德如是，乃有余庆及于来世子孙。修道于乡，尊敬长老，爱养幼少，教诲愚鄙。其德如是，乃无不覆及也。修道于国，则君信臣忠，仁义自生，礼乐自兴，政平无私。其德如是，乃为丰厚也。人主修道于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应上，信如影响。其德如是，乃为普博。”显然“修道于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信妻贞。”河上公此处对老子的注释已涂抹上浓郁的儒家治国思想的色彩。不过，作为对老子“身国同治”的一个阐释，他揭示了以“道”修身、修家、修乡、修国、修天下的过程。此处的身、家、乡、邦与天下的并举，而且，最初的起点是从物质之“身”开始，其意在表明治身与治国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治国如治身，而这一点，正是基于身与国的同构。于是“身国同构”和“身国同治”就成为老子治理国家的方法和手段。

老子“身国同构”的表述方式是通过治身来隐喻或类比治国。《老子》第七十八章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这是用治身来隐喻治国，把“治身”与“治理天下”（国家）本质性地关联了起来，使身与国在“道”的透视下有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同一性。我们在这里，只要追问一下：谁“受国之垢”？谁“受国不祥”？一己之“身”也。“身”何以能为社稷主、天下王？身能“体道”也。治身以“道”，故而柔弱谦下；柔弱谦下，故“受国之垢”、“受国不祥”，既而是社稷主，为天下王。因身与国同质同构，故此治身亦治国也。如果我们把身体治理好了，自然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到此，老子在治国思想上，正式提出了道家“从身出发，身国同治”的治国思想。

总之，先秦道家“身国同治”的治国思想具有四方面的基本哲学含义：一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治理“身与国”的依据相同，都本源于对“道”的体悟与坚守；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身与国同，身乃国人之身，国乃国人之国，即二者同质同构；三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治身与治国无异，二者都归于“顺任自然”或“无为”；四是在价值目标的意义上，身治为“内圣”，国治为“外王”，虽谓身重于国，但“身与国”二者连属一体且同质同构。因此，按照“从身出发，身国同治”的思路去治理国家，这可以说是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的第一重理论境界。

三、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第二重理论境界：从心出发，以心印心

先秦道家在治国思想上不仅仅是“身国同治，从心出发”，而且先秦道家还进一步把治国思想深入到人的“内心”。先秦道家认为：要想治理好“身体”首先要治理好“心体”，提出了“从心出发，以心印心”的治国思路。所谓的从心出发，就是把治心作为治国思想的出发点，并认为只有治理好了心体，才能治理好身体；治理好了身体，才能治理好国家。这里的“心”就是通常所说的思维和意识的器官，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体。坚持从心出发去治理国家，说明先秦道家治理国家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与强调。老子说：“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此处老子提出了“见素抱朴”的“治心”主张。他认为上层统治者若能在素朴、少私寡欲的政风下，进一步弃绝智辩、伪诈、巧利，则可使人民得以享受安定、孝慈，并生活在安宁的社会环境中。可见，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不仅需要“治身”，“治心”同样非常重要，甚至比“治身”更重要。

那么怎样才能从心出发去治理国家呢？先秦道家把以心印心作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手段。先秦道家尤其重视“治心”，认为：心治则身治，身治则国治。老子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就是要求治理国家者不能自私自利，而要想百姓之所想，谋百姓之所谋，以心印心。也就是说，要以百姓心为心。大道体虚不实，圣人虚己无心。圣人爱人，非为偏爱，其爱乃不爱之爱；圣人养民，非为私惠，其养乃不养之养；圣人积德，非为仁义，其德乃不德之德。一句话，圣人没有自己的私心和意志，所以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又因其无私意私心，故善与不善，信与不信，美丑尊卑，高低贵贱，亲疏远近，所有的区隔和差别在圣人这里都不复存在：“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四十九章）。所以，“人之不善，何弃之有？”（第六十二章）犹如大道周流，水泽万物，圣人慈爱天下，普惠万民。何以慈爱天下？那就是使百姓复返淳朴本真的心性，故“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另一部先秦道家的典籍《管子》说：“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何谓解之？在于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如果说老子的哲学初步形成了治国需先治身治心思想的话，那么到了战国稷下道家这里，治国的治身治心思想体系正式形成。因此，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第二重境界的出发就是治国先治身，治身先治心。总之，先秦道家的治国思想就是坚持：从心出发，以心印心。

四、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第三重理论境界：从道出发，顺任自然

先秦道家所主张的“从道出发”，就是坚持在治国过程中“道”是贯穿于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的主线，坚持以“守道、顺道、行道、信道”作为治理国家思想的主张。简单来说，就是要坚持：从道出发，顺任自然。其中，“道法自然”是道家形而上学的总纲。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道”要向自然效法和学习，以“自然”为效法和学习的对象。这里的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界”之含义，而是“自然而然”的事物之本质属性之意。所以“道法自然”就意味着顺任万事万物的本性，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地去治理国家，而不是逆着事物的本质属性。这里的“道”以自然为“法”，意味着“道”应法则自然，不干预、宰制万物，斯乃“无为”；而万物与人的“自然而然”，则表征着世间一切皆自生，自化，自富，自朴，此乃“无不为”。

道家所主张的“从道出发”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故“从道出发”的道治，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家最为流行的治国思想理念“无为而治”的反映。在先秦道家的典籍《庄子》中说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印次之，因印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大平，治之至也。”这是庄子对以道治国的理解和把握。其中，“天”为治道的最高层次，人世间所有有为之道都应遵循自然之天道，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在这里的论述，可以说正是对道家无为而治最为通达的阐释。

可以说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的指导思想和哲学依据都是“道”。那么，治国之“道”是什么？又是如何统摄治国治身治心的呢？我们知道，道家治国主张“无为而治”，治身主张“长生久视”，治心主张“抱朴守一”。而这三者的本质可以说都是“道治”。因此，所谓的“道”就是“无为”，就是“长生久视”，就是周流世界，遍布自然“抱朴守一”的“一”。从最简单的涵义来说，道就是“路”，就是从现实世界去实现理想和目的的方法和实践，它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现实和理想。道上升到理论，就不仅是实践的方法，而且其本身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那么怎样从道出发去治理国家呢？就是坚持治理国家时始终坚持“道治”。而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道治”主要包含了这样几种思想：无为而治，长生久视，抱朴首一。

首先来看一下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无为而治”就其基本精神而言贯穿的是“无为之道”。“无为”如同“道”之虚无，有“道”之君亦必虚其位、虚其势、虚其权、虚其心，做到“无己”、“无功”、“无名”，甚至完全可以抛却君位，游于“建德之世”。以“无为”治天下，核心是“治于不治”，即以“不治”来实现大治。老子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第五十七章）是这一精神的最佳注脚。道家“无为而治”追求的是“无不为”的治理至境。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常守此“道”，的圣人、侯王也可以做到“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而治，是遵从自然，从道出发而最终却实现了治国“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

再来看一下道家“长生久视”的治身思想。道家“长生久视”的治身思想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道治”。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 （《老子》第十六章）可见要想长生久视必须符合于自然之“道”，遵循“道”的法则和实践方法。老子还云：“治人事天，莫若啬......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老子》第五十九章）啬，即是收藏其神形而不用，以归无为。可见长生久视也要遵循无为之道，也要顺任自然，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道家“抱朴守一”的治心思想。道家“抱朴守一”的治心思想更是一种“道治”。实质上，“一”乃道之浑沌态，守一即“守道”。老子关于“一”之精论，见于《老子》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为天下正。” 因此，抱朴守一，就是人类回归到与“道”一体的状态，这才是理想的认识和存在境界，才是理想的治国境界。于是，“从道出发，顺任自然”就成为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第三重境界，也是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最高境界。

5. 结论

总之，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理论极为丰富，其思想内容按照理论境界的层次由低到高可以分为三重理论境界。第一重理论境界是：从身出发，身国同治。亦即先秦道家认为治国先治身，并实现身国同治的理论境界；第二重理论境界是：从心出发，以心印心。亦即先秦道家认为治国要从治心出发，这成为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第二重境界；第三重理论境界是：从道出发，顺任自然。亦即先秦道家认为，只有从道出发，顺任自然，才能实现治国理论的最高境界。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这三重理论境界层层深入，无论是治身还是治心，最终都要实现与道合一的治国境界。

参考书目

1. 《老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 《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3. 《列子集释》，杨伯峻撰，[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

4. 《管子校注》，黎翔鳯撰,[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6月第1版。

5. 《道家“道治”思想研究》，唐少莲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简介：来永红，男，汉族。1970年12月生，历史学博士。湖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文化+基层党建；先秦思想文化；马克思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