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兵团执行对外援助的历史与特点研究[1]

黎旭坤,刘爱丽[2]

【摘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兵团在国内履行屯垦戍边职责使命，在外执行国家的对外援助工作。这是兵团充分发挥产业和技术优势，服从国家的工作要求，为实现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做出自身贡献。兵团在该时期活动的特点是不张扬、不外露，低调内敛，服从国家的工作安排，充分体现出涉外工作人员的纪律性和高度的政治自觉。这使得兵团即便在外有相当活动，但外界对其了解不深，研究不多的主要原因。然而，该时期兵团执行对外援助工作独特的实践经历对今天兵团企业“走出去”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有着独特的、重要的历史指导意义。

【关键词】对外援助、兵团、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兵团在第三世界国家执行对外援助工作

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兵团很早就开始执行国家相关部门交办的对外援助任务，成立专门管理对外援助的机构，比如1964年成立的兵团援外办公室，1968年成立的兵团援巴公路办公室等。兵团发扬兵团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根据自身优势，主要以援助农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多次出色完成国家交办的任务。

经援越南屯垦。1959年4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武元甲访问北京，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助请求，想要中国派出技术人员按照兵团的模式，帮助其开发建设农场，解决越南人民军专业生产问题。1960年3月到1965年11月，兵团根据国家指示，按照外经部的通知，先后援助越南创办了8个军垦农场。援助项目经过政府间高层会晤之后，中国政府派出考察组[3]赴越南考察。针对越南当地的气候、土壤、地形等内容进行详细研究，经过3个月的辛苦努力，考察组提出初步建设规划和意见。回国后经过多次磋商，中越双方在北京签订协议书。周恩来总理批示，由兵团张仲瀚代表中国和越南全权代表、驻华大使陈子平签订协议书，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越南民主和共和国政府建设八个农场和一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当时签订的援助时间是1960年到1962年，但是由于援建期间的实际情况，正式结束时间是1965年11月，比《议定书》的规定时间延长了3年。这期间，兵团共派出水利、农业、畜牧、农机等技术人员36人次，总参与援越建场人员45人次。兵团援助越南的任务在1965年11月全部结束，中国农垦援越工作直到1970年才全部结束。规划的越中、木州、苏效、奠边府、富山、石城、河中、决胜8个农场全部建成，并陆续产生效益。[4]

援助越南屯垦期间，在刚开始的大半年期间，援助工作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原定方案的不足，比如热带作物技术力量比较弱，原来选择的地点土质不宜建场等。所以根据受援方的要求，以张仲瀚为团长的中国农垦代表团根据《议定书》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二次访问考察。1961年3月，双方展开二次谈判，期间张仲瀚讲：“我们自己在转业生产后，许多认识的提高，是通过付出重大代价才比较切合实际的。……我认为要十分注意处理好农业与其他各行业，农业中粮食作物与其他种植业的关系，把粮食计划打得大些足些，把单产指标再定低些稳些。”[5]经过协商，双方达成共识，均同意对原《议定书》作出必要调整，此次谈判后成为“三月谅解”。兵团根据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帮助指导越南进行农场建设，可以说避免了让其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客观上加快了其发展。

筹建坦桑尼亚农场。兵团参与支援坦桑尼亚的项目是乌本加农场、鲁伏农场、鲁伏国民服务队、马分加国民服务队等4个农业项目。中国政府的援建不仅在于建成项目还在于能够投入使用。作为筹建单位，兵团高度重视、快速行动，选派各方面优秀人才去完成这项任务，共派出水利、测量、农业等专业技术人员298人次，组运建筑物资4748吨，对外结算援外款899.3万元，规划援助土地面积9354公顷，造田平地1820公顷，建场土方量218.3万立方，累计种植水稻9402.6公顷、高粱玉米豆类2364公顷[6]。在援建过程中，兵团人始终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规定，与当地人民搞好关系，与当地工人一起劳作；在恶劣的环境中，发扬兵团精神，克服种种困难，没有的物资坚持自己动手做，缺少的物资坚持从国内调配；坚持“边考察、边设计、边施工、边试种”的方针稳步推进援建任务。兵团的援建任务的完成不仅帮助了坦桑尼亚，也帮助“中国援助”在非洲获得更多的认可，也帮助兵团自己可以在援助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在乌本加农场援建期间，兵团的农业技术人员为了能够实时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情况，经常亲自下地和工人一起拔草喷药，下田为工人示范操作，“晴天一身灰和汗，雨天满身泥和水”[7]，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技术架子；他们还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坦桑尼亚自己的农业技术人员、机械操作手、井泵工、水稻管理人员等，甘心奉献自己的技术手艺。他们在高温环境下，为了免遭毒蛇毒蜂的袭击，依然要脚穿水靴、头戴防护帽。兵团人在坦桑尼亚援助期间的表现不仅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和赞扬，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认可。

参与援建巴基斯坦公路。该公路是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重点项目，被誉为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奇迹”，由于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筑路工作量很大，修筑工程也是时断时续。刚刚独立的巴基斯坦急需在北部修筑一条通往国外的道路，于是向中国提出援助请求。1966年3月中巴在北京签订《关于修筑巴基斯坦公路的协定》之后的第5日，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希钦就接到了中央的电话，中央对修筑该公路提出四点要求：（1）将喀喇昆仑公路上升到冲破反华包围圈的政治高度来看待；（2）新疆交通厅负责测绘勘察任务，派3个测绘队加快设计勘察工作。（3）施工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承担。（4）喀喇昆仑公路国内段务必要在1967年全部完成。[8]兵团接到任务之后也是高度重视，发挥国际主义精神，迅速投入援建任务当中。按照《协定》规定，中国政府负责修筑红其拉甫达坂至喀什的东段，巴方负责红其拉甫达坂至塔科特的西段。国内段由于原本基础好建设进度比较快。但是巴方负责的西段却未能按照《协定》标准完成。后经中巴政府再次协商换文，兵团接到任务开始经援巴基斯坦公路的西段修建工程，即喀喇昆仑公路，它全长616公里，1968年到1978年期间，兵团作为施工队伍之一，直接参与支援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的修建，该路共分为红哈段和哈塔段两期工程，兵团两期施工共派出13204人次，其中有91人献出生命，119人因伤致残；支出援外款20464.3万元。[9]

兵团在2010年拍摄了《秘筑喀喇昆仑公路纪事》纪录片，向世人讲述了援助过程中涌现出的大量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让世人能够通过当时参与人的直接描述来感受此次援助的艰辛、不易。当时西方国家的专家、学者认为不可能修成的公路，中国援助队修成了，该公路的修筑可以说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不仅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起到了“联巴防印”的作用，也为中巴关系的长久友好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改革开放后，兵团根据国家外交工作要求，继续履行部分对外援助项目，包括援建索马里农场。1977年索马里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续建原苏联援建的费诺力灌区工程的援助请求，按照外经部部署安排，新疆自治区农垦总局[10]从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命代表新疆执行这次援助任务。经过前期考察，由兵团7人参加的考察组（一共8人）提出由原来棉花油料农场改为稻谷农场，农场更名为“费诺力稻谷农场”等建议，得到了上层的认可。不久经过论证，双方完成规划和实施方案。从1978年到1990年援建终止[11]，兵团对索马里农场的援助一共派出了598人次（全国一共派出628人次），可以说是援助的主力军。新疆农垦总局和兵团援外部门向承建部和主管部结算援外款5423.3万元，组运货物6514吨，规划土地8200公顷，造田平地3871.5公顷，累计种植水稻10452.7公顷、累计产量38467.1吨。[12]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援助终止，但是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援助得到了当地的好评，索马里官员说：“中国人干得好，这是第一次在我国自己的土地上，生产这么多粮食，我们一定要办好这个场。”[13]此外，1992年到1998年兵团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分别执行国家外经贸部援助布隆迪、阿富汗、蒙古、塔吉克斯坦、古巴等农业、救援难民物资等项目，[14]该公司高速优质完成国家交办的援助任务，得到了受援国和中国部委的称赞。

二、该时期兵团执行对外援助工作的特点分析

1.严谨、低调地执行任务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兵团在新疆履行特殊职责使命，平时生产，战时集结，通过亦兵亦农的方式守卫国家西北边境安全。国家安全是敏感的话题，特别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一方面中国遭受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敌对和封锁，公开的外交活动并不多，同时中苏关系恶化也使得中国的西北边境面临巨大压力，兵团在该时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任务。在高度紧张的国际环境下，兵团人在外执行工作任务时刻意保持低调，不张扬、不炫耀，与中国当时的国家形象保持一致，努力维护祖国的形象和声誉；同时还通过良好的项目质量赢得所在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好感，为中国在两极对抗的夹缝中打开外交空间，赢得亚非拉国家广泛支持做出应有贡献。因此，兵团始终严谨、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地做好每一个对外援助的项目，不拖祖国后腿、不给祖国抹黑。这是兵团在执行对外援助工作时的特点之一，也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天斗地、不畏艰难。兵团在和平时期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始终有着不怕苦、不怕累，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和光荣传统。这一特点随着兵团人走出国门，在第三世界国家执行对外援助工作得到了充分体现。由于不少受援国社会发展程度较低，自然环境恶劣，兵团人在国外难免会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甚至面对自然灾害。但兵团人通过坚毅的斗志和顽强的拼搏成功克服了种种困难，使援助项目顺利完成。1968年，中国派出筑路人员帮助巴方修建约140公里红其拉甫达坂至哈利·希格段公路。由于公路位处喀喇昆仑山南麓，海拔高达五千米，公路所至均为高原山区。不少工作人员出现高山反应，头晕、恶心、气短、睡不好觉，还要吃煮得半生不熟的饭；同时还要面对雪崩、冰川泥石流、山洪暴发、洪水肆虐，冲毁河道、路基和桥梁等恶劣自然环境带来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兵团职工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威望，咬紧牙关，忍受高山缺氧和吃不下、睡不着的重重难关，忍着脚上打水泡、腿走肿了的疼痛，风餐露宿，在青石板上烤饼，在罐头盒里煮稀饭。白天背着行李食品跋山涉水搞测量，晚上核对数据赶制图表。最终完成了道路的测设，使工程顺利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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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一丝不苟、严格高效。兵团是党中央成立，听从党的命令，服从国家的工作安排，这使得兵团像部队那样绝对服从指挥、严格执行命令，一丝不苟地完成工作任务。在执行对外援助工作上，兵团人具有高度的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体现在业务工作中就是在良好的责任心和担当意识的指引下，细致严谨地做好每一件事。在中巴公路援建过程中，兵团的测绘队伍白天到实地勘察绘图，夜晚在帐篷里秉烛计算，在顽强艰辛的劳动中产生中上百万个数据、几千张图纸。在没有电脑、没有计算器，只有计算尺和笔的条件下，测绘队员们硬是用手工计算和徒手画图，向筑路指挥部交出了详尽的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为中巴公路的准确设计提供了科学的数据，为援建工程快速的完成奠定了宝贵的技术基础。[16]

三是实事求是、成果丰硕。兵团是各族群众的大家庭，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带来各自家乡风俗习惯的同时，在不断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善于学习、取长补短、不拘一格、不墨守成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体现在对外援助工作上就是根据援助国实际情况出发，使援助符合客观条件，发挥出援助的最大效能。这一特点体现在农业援助方面尤为明显。1958年，兵团开始派出专家到越南援助生产建设。在援建军垦农场建设过程中，工作组发现越南的气温较高较稳定，棉花的生产和国内相比有很大差距，国内掌握的管理方式在越南并不适用。为此援越农垦工作组进行了大量实验，以掌握棉花在越南的出苗期、生长期、结桃期和摘花期，总结出一整套新的管理经验，给越南种植棉花积累了第一手的技术资料，棉花试验取得了重大紧张，圆满完成了中国农垦援越任务。[17]

2.强烈的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兵团是社会主义农垦组织，它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中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18]进而形成了兵团人独特的利他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一些标榜着“人道”、“博爱”的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等援助行为体不同，兵团的利他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团结和联合的具体实践和时代反映。兵团援助的大多是独立不久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跟中国具有相似的争取民族独立的经历，是中国在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团结和联合的对象，也就是说，援助的对象是过去受到殖民、剥削和压迫的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底层民众。这一出发点与资产阶级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截然不同，跟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拉拢其他国家，为其提供战略性援助的做法更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由此可见，兵团的对外援助是有目的、有选择的，它并不是所谓的“普世”、“博爱”，他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共产党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在具体执行对外援助工作市，兵团也体现出其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组织的特点，绝对服从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严格遵守包括外事纪律在内的各项政治纪律和工作纪律，在国外严格约束个人行为，自觉树立起中国良好的政治形象和国家形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真诚奉献、无所保留。基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属性，兵团对帮助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推进无产阶级运动抱有极大热情，并且急切希望改善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中国人民一道共享革命建设成果，因此在执行对外援助工作时往往毫无保留地付出，不仅提供物资，做到“授人以鱼”，还提供技术援助，做到“授人以渔”，协助受援国自力更生，实现持续发展。1960年后，中国累计派出各专业技术人员约两百人次协助越南建设农场。当时越南处在与美国进行战争，争取民族独立的关键阶段，中国一直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立场，谦虚谨慎，平等待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帮助越方自力更生发展经济”，“虽然中国援助我们（越南）八个农场，但实际上中国援助了很多的农场。因为中国专家教会我们自己办农场了”。[19]

二是大局为重、绝对服从。兵团由部队专业而来，除生产建设外还进行日常的军事化训练，也正因为如此，兵团人基因里带有强烈的纪律意识和服从性。兵团是党中央成立，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和服从。在面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抉择，兵团人往往以大局为重，舍小家为大家，首先选择完成党和国家交待的工作。体现在对外援助工作中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工作安排，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依然尽心尽力地保质保量完成任务。1970年9月，按照中巴两国的原计划，援巴筑路人员经过近两年的辛勤工作终于把公路修到了接线点。就在工作人员满怀喜悦准备回国之时，应巴基斯坦请求，中国政府答应继续帮助巴方向南修路。情况的变化让人始料未及，在工程一线，“不仅一般员工，就是一些领导干部也在抱怨，国家的规定，怎么说变就变？”但是，尽管心里有抱怨，但兵团职工维护国家的信誉，服从国家利益。接到工作命令后，“还在途中的筑路人员立即调转方向重返工地；已经回到家的，又重新整理行装，再踏征程”。再经过几个月的苦干，终于把路往前推进，工程质量良好。[20]

三是遵守纪律、率先垂范。外事无小事，涉外工作人员在国外的言行代表了国家的形象。遵守外事纪律，自觉约束个人言行，是国家对外事人员的政治要求。兵团执行对外援助工作，在项目一线与受援国民众打交道，其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所在国对中国的政治观感。特别在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六七十年代，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一员，与其他国家一道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积极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而对外援助工作人员也通过其个人言行，努力与国家形象相一致，体现出中国人民的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修筑中巴公路在当时是一项秘密任务，在国外的施工人员一言一行都受到外界极大关注，政治纪律必须遵守。严格要求施工人员在工地：工休时间不准离开营地半公里，外出不准单独行动，必须多人同行；报纸不能带出国，手纸不能用有字的纸。

[21]除了政治纪律外，筑路指挥部号召全体人员要给巴基斯坦人民做出榜样，加强组织纪律性，不动巴方一草一木，谢绝一切来自巴方各方面的援助，绝不给反华分子有一丝缝隙可钻，在国际上树立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所以，当一些巴基斯坦群众给物资困难的单位送去苹果和杏干时，战士们宁愿勒紧腰带饿肚子，也婉言谢绝他们的好意。[22]

3.工作领域和内容单一局限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兵团执行对外援助工作，跟今天比无论在内容、数量、质量、程度上都有很大区别。该时期兵团主要执行战略性援助，尽管从内容上看与今天部分发展性援助相似，但在当时援助受援国社会经济发展有明确的政治、外交或国家安全的目的。援助越南、巴基斯坦等邻国，目的在于支持后者进行反霸反殖斗争，同时也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而援助坦桑尼亚、索马里等非洲国家，更多是希望在外交上争取包括新独立民族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政治支持。所以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以企业身份执行对外援助工作相比，今天援助手段更加灵活多样、项目管理更加科学高效、市场化程度更高，内容涵盖了战略性援助、发展性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三种类型。上文说到，兵团是一个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组织，有高度的纪律意识和服从性。在过去，兵团从事援助工作的领域和内容相对单一主要原因不是兵团自身情况所造成的。由于紧张的国际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兵团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工作精力放在“戍边”——也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上面去，对于除产业发展外的社会各方面发展并没有足够重视。为了尽快在新疆站稳脚跟，兵团大力发展其优势产业，创造物质财富，也就是现代农业和建筑业，而该时期兵团对外援助内容大多是现代农业（如在越南、坦桑尼亚、索马里修建农场、推广先进的作物种植）和建筑业（如在巴基斯坦架桥修路）。由此可见，兵团的经济发展是内生的，是将自身优势向外扩散，而非由外而内的改革突破。“走出去”对兵团发展而言起的不是根本性的作用。同时，过分强调优势产业会造成兵团发展的路径依赖，反过来窒碍了兵团社会各行业的全面、多元发展。

因此，上世纪兵团工作领域和产业单一局限背后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兵团产业优势的外溢。跟今天兵团企业“走出去”和在海外执行国家对外援助工作的情况相似，都是将兵团成熟发展的产业从新疆向周边国家，或是“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扩展。过去兵团发展的产业单一，从事对外援助工作的内容也相对狭窄。今天兵团社会经济全方面发展，除传统的优势产业——农业和建筑业外，还发展了诸如生物、环境、化工和科教文卫等行业和领域，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边境贸易、发展现代金融业、开设诸如“孔子学院”等人文交流项目，为发展“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做出积极贡献。

二是国家对外援助工作的需要。如上文所述，该时期为拓展中国外交空间，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支持，进行反霸反殖斗争，中国对部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开展战略性援助。而兵团毗邻南亚，通过援助巴基斯坦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来自印度的国家安全压力，而援助越南则是为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应对来自东南亚的国家安全威胁。今天兵团“走出去”在中亚相关国家推广农业技术，利用自身高等教育资源优势接收留学生，开展技术支持等发展性援助和对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思路的转变，符合新时代“一带一路”发展的工作要求。

三是受援国的客观需求。该时期中国援助的大多是亚非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他们刚摆脱殖民主义的政治枷锁，但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系统完善的工业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而殖民剥削下产生了畸形的农业发展，因宗主国需要种植单一的经济作物，粮食种植较少甚至不能实现自给自足。这些都需要援助国对其实施有针对性的支援。而兵团在新疆具有丰富的现代农业和建筑业的生产经验，非常适合在低度开发的新独立国家实施对外援助。而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尽管其社会发展仍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不少仍属于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他们早已跨过了几十年前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对社会发展有相应的规划和需求。因此，新时代中国的对外援助应该有的放矢地因国而异提供不同的手段和产品，而作为执行者的兵团企业更应该在做好优势产业之余还要发展壮大其他产业，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家对外援助的工作要求。

4.缺少常态化的效益影响

该时期由于兵团执行的主要是战略性援助，援助目的是为外交工作需要，尽管在此过程中国家付出了大量的物质代价，但较少考量援助的经济效益和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这并不是兵团特有的，应该说是该时期中国对外援助存在的共性问题。从主观上说，当时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尚未成熟，还是大量学习借鉴五十年代苏联援华的经验，更多是物资、技术输出。当然同时期西方的对外援助理念也差不多，只是西方更强调商品和资本输出，获得进入受援国市场的便利。这样的援助虽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政治和经济效果，但客观上若遇到所在国政治社会的变化或两国关系的变化，援助的成果就难以持续。冷战时期，不少国家间关系受到大国博弈和意识形态等影响，美苏两大阵营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打压战略位置重要的国家，部分国家出现政权更迭，过去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可能终止，对外援助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同时，单纯通过物资援助可能给受援国形成“援助依赖”的习惯，一旦援助难以为继，两国关系有可能走向对立一面。而对于援助项目而言，建设质量固然重要，但后期良好的运营和维护也是发挥援助效益的重要标准。从兵团援助的项目来看，建成交付后大多缺少运营管理和效果追踪，对受援国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的效果并不长远。总的来说，对外援助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工程。今天兵团企业在外执行对外援助时应该看到，不仅需要做好项目的建设，还应充分发挥项目的经济效益和其他效应，为巩固中国与受援国之间友好的政治合作关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小结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急需在两极对抗格局中寻找外交空间，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了中国团结和帮助的对象。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兵团服从国家工作安排，在周边国家（如巴基斯坦）、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坦桑尼亚、索马里等）执行对外援助工作，在受援国修建公路、建设农场，传授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受援国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为发展和巩固中国与受援国之间的政治友好关系，在国际上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做出卓越贡献。作为一个集体所有制组织，兵团在对外援助时突出体现了当时中国的国家形象，包括严谨低调地做好每项援助项目，强烈的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然而，受当时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与今天“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援助工作相比，兵团的对外援助项目表现出工作领域和内容单一局限，和缺少常态化的效益影响等特点。这些都是特殊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体现，为今天兵团企业发扬光荣传统，履行职责使命，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壮大的同时，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应有贡献提供了深厚的经验和价值滋养。

作者简介：黎旭坤（1983.12～），男，广东广州人，法学博士，现任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带一路”倡议等；

刘爱丽（1993.05～），女，吉林通化人，政治学硕士，现任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共党史、政治学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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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文是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7XGJ012）“‘一带一路’下兵团企业参与对外援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责自负。

[2] 黎旭坤（1983.12～），男，广东广州人，法学博士，现任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带一路”倡议等；刘爱丽（1993.05～），女，吉林通化人，政治学硕士，现任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共党史、政治学理论等。

[3]考察组一行共17人，兵团基建办公室副主任申玉昆任组长，成员有农垦部机关和农垦部设计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东垦黑龙江垦区抽调。其中兵团参加考察组成员还有兵团机关水长清、王中和原农一师张洪3名工程师和农艺师。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事、外贸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09:147.

[5] Ibid:143.

[6]相关资料整理自：Ibid:168.以及方英楷.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下）[M].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7,11:1451.

[7]Ibid:155.

[8]郭启利.喀喇昆仑公路修建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5:31.

[9]方英楷.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下）[M].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7,11:1453.

[10]即兵团，1975年3月，根据中央11号文件，同意撤销兵团体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主管全疆国营农牧场的业务工作。

[11]主要援建时间是在1982年到1990年，1978年到1981年主要是准备期，所以援建索马里农场放在兵团恢复之后论述。

[1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事、外贸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09:198.

[1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办.兵团派出的援建弗诺力农场专家组完成各项准备工作，正式投入建场施工[J].新疆农垦科技,1983,02:44.

[1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事、外贸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09:401.

[1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25）[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5,11:209-211.

[16]Ibid:230-231

[17]Ibid:326-327.

[18]Donald H. McMillen. Xinjiang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A Han Organization in a Non-Han Region[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1,06:65-96.

[19]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25）[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5, 11:166.

[20]Ibid:214.

[21]Ibid:309.

[22]Ibid: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