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王健

摘要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研究中古老而又时髦的论题，其发展过程大致由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制度论，人力资本论，新制度增长理论构成。被新制度经济学课程所讲到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决定论启发，本文对人力资本的发展，内涵，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测算方法，我国人力资本的现状以及发展建议进行梳理和考察。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制度

一、引言

1956年,索洛发表了题为《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的论文,此后,一大批经济学家卷入了对增长理论的研究。他们将人力资本因素结合进严谨的经济数学模型,使得能像生产函数方法分析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那样分析人力资本,从而提出了一些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1]在该领域构建人力资本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西奥多·舒尔茨。特别是在1960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中, 舒尔茨大胆明确地阐述了人力资本概念与性质、人力资本投资内容与途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思想。在舒尔茨之后,美国的爱德华·丹尼森运用实证计量的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于传统经济分析方法估算劳动和资本对国民收入增长所起的作用时所产生大量未被认识的、难以用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解释的“残值”,丹尼森对此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过，人力资本论忽视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事实上，制度安排、契约机制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人力资本论中的一些假设基本上在现实中也不能完全满足，比如交易费用为零，产权被充分地界定，且在行驶过程中不需要任何费用。因此，明确了解人力资本的内涵以及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了解新制度经济学为何兴起以及制度在经济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进一步，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各种要素时的局限性，在众多经济流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了解人力资本理论的实际应用层面对于政府、企业的人力资源的管理和教育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与内涵

1.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18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后，人类进入了大工业时代。生产力发生了三大变革：其一是自然力代替人力，机械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其二是科学技术代替了经验工艺套路，科技与生产互动作用日益加强；其三是专业技术培训代替作坊师徒传教，人的知识和技术因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2]。在这背景下亚当斯密首先注意到人力资本问题。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他写道：论资财的划分时，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的才能”视为“固定资本”。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一书中也认为，凡是可以带收入的物品或活动都是资本，其价值大小等于由物品或活动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这就意味着人的活动能力只要能带来收入就可成为资本。

二次大战后，舒尔茨承袭前人思路，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民收入低下、而工业发达国家农民收入较高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劳动者的收入高低与劳动者的智力、技能很有关系。1960当选年度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他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就职演说，从而宣告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演说中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与此同阶段，爱德华·丹尼森运用实证计量的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继舒尔茨、丹尼森后，罗默和卢卡斯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其中，罗默在1986年发表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罗默模型。他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式,并认为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而修正了传统增长中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卢卡斯后来从另一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他在198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索洛的技术决定论的增长模型结合起来并加以发展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

2.人力资本的内涵

舒尔茨认为，所谓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力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的，因为它表现在人的身上；它又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能够对世界各国产生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这不只是因为该理论充满了对传统理论的大胆质疑，也是因为该理论透射出对生存世界的深刻洞见[3]。本文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核心思想来解释人力资本的内涵。

第一，舒尔茨否定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同质的观点，认为劳动、人力资本具有异质性。舒尔茨认为：“在对提供未来服务的资本分类时，最好是从两分法（即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入手。这两类资本都不是同质性的；实际上两者都由多种不同的资本形态构成，因而都是非常异质性的

”。

第二，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量与质两个方面，量的方面指一个社会中从事有用工作的人数及百分比、劳动时间，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社会人力资本的多少；质的方面指人的技艺、知识、熟练程度与其他类似可以影响人从事生产性工作能力的东西。

第三，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投资的产物。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一书中考察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两个方面：正规教育和有组织的研究活动。

第四，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当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二者间投资收益率相等时，就是二者之间的最佳投资比例。在二者还没有处于最佳状态时，就必须追加投资量不足的方面。

第五，舒尔茨认为教育也是使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因素。人力资本可以使经济增长，增加个人收入，从而使个人收入社会分配的不平等现象趋于减少。

当然，舒尔茨在人力资本理论上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他注重宏观分析，忽视了微观分析，其理论缺乏微观的支持。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诸项因素缺乏具体化、数量化内容显得单薄了一些。在他指出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四大途径中，只对教育投资做了深入的分析，缺乏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一般模型。这些都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明确和界定。

三、人力资本的测算

正确认识并估计人力资本对增长的影响,并且让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要以正确认识并估计人力资本各主要形成因素的作用为前提的。[4]

人力资本理论阐明，人力资本主要源自教育、培训、工作的变动和人口迁移；从不同角度衡量人力资本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基于收入的方法，这是从产出的方面来计算，以人力资本产生终生收益为出发点；二是基于成本的方法，这是从投入的方面来计算。三是基于人力资本特征的一些指标衡量的方法，如平均教育年限、非文盲率等。[5]

采用成本法来测量人力资本的研究较少，主要文献包括Kendrick（1976）和Eisner（1989）。其基本思路是用与人力资本发展相关的所有的支出来衡量人力资本。Kendrick（1976）将人力资本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有形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孩子的养育费用；二是无形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与培训、医疗、健康和安全以及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支出。

世界银行（2006）使用余额法对人力资本进行估算。该方法就未来消费流作出假设，并以这些消费流的净现值作为对各国总财富的估计，总财富减去生产性资本和自然资本便是无形资本。该方法的难点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区分。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在做实证研究中使用平均教育年限等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指标法只度量人力资本某一方面，如教育，而不是总量。指标法计算相对简单，所需的数据量也比较少，便于运用。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称之为特征法，是收入法的衍生，也是以人力资本的某项特征。如用教育水平来构造人力资本指数，并试图以收入为权数来解决不同教育水平年限相加的问题。

终生收入法是以个人预期生命期的终生收入的现值来衡量其人力资本水平。采用终生收入而不是当前收入来度量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够更加准确合理地反映出教育、健康等长期投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Jorgenson＆Fraumeni首先提出的以估算终生收入为基础的J-F法测量了美国人力资本的水平。J-F方法是把一个国家的人口按照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分为不同的群体，然后加总不同群体的预期生命期的未来终生收入的现值得到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

李德煌等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劳动力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四个维度建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6]。尽管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如此重要，然而迄今中国几乎还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过全面系统的度量。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人力资本的估算。

四、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经济增长理论在强调经济通过何种传导机制实现增长的同时，其本身也蕴涵着较强的政策含义。[7]新经济增长理论虽然有多种观点和学派，但共同点是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都强调人力资本的生产比物力资本生产重要。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将人力资本视为最终产品生产的直接投入要素。第二种将人力资本视为技术生产的关键投资品，使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中介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第三种是前面两种作用机制的综合（称为联合作用机制），即将人力资本视为最终产品生产的直接投入要素，又作为技术生产的关键投入品。

国内有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比较少[8]。高远东和花拥军（2012）将人力资本分为基础人力资本、知识人力资本、技能人力资本与制度人力资本四种类型，并利用空间面板固定效应的计量方法对这四种类型人力资本作用经济增长的机制、显著性及其空间外溢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基础

人力资本与知识人力资本均是通过影响生产率作用于经济增长，而技能人力资本与制度人力资本的各种作用机制都不支持。杜伟等（2014）基于中国年各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模仿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

五、我国人力资本的发展

1.我国人力资本的发展

李海峥等（2010）采用J-F终生收入法估计了中国1985—2007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结果发现：第一，2007年，中国实际人力资本总量为113万亿元。第二，1985—2007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增加了3倍多，年增长率为6.52％，这一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第三，人均人力资本在1985—2007年间增长很快，尤其是1995年以后。这表明近年来人力资本的增长主要不是由人口增长导致，而是由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因素所推动。第四，男性的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本都要高于女性。另一方面的结果表明，相对于GDP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增长较慢。人均人力资本的相应比较也显示出相同的趋势。同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大，超过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堪称人力资本大国。但人均人力资本却相对很低，为美国的6％，因此，中国距离人力资本强国还有很大差距。

此外，李德煌等（2013）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四个维度建立新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的综合水平进行了衡量。我国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从1990年到2010年逐年递增，表明我国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重视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建设[6]。杜伟等（2014）采用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存量发现，中国29个省（区）在2002—2010年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8年，最高的省（区）市达到12.2年，而最低的省（区）市只有6.35年，这反映了各地区之间人力资本存量存在较大差异。全国整体、东部和中西部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总体都处于上升趋势；中国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在逐步得到提高的同时，与国内外先进地区的技术差距用人均收人衡量也在不断缩小。李静等认为中国的人力资本在部门间严重不匹配，从而引起资源配置低效率的事实已经严重影响当前中国“转方式、调结构”战略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并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因素。[9]

2.人力资本未来发展

1.加大投资并优化结构以促进人力资本快速增长。一是要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优

化投资结构。二是要加大公共卫生医疗保健方面的投入，做好存量人力资本维护。三是要大力开展职业教育，优化人力资本的内部结构，使之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区域战略、产业战略相适应。

2.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10]（1）对私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适度补贴（尤其是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2）为私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融资方便；（3）更为重要地，通过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自由流动性提供鼓励私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刺激信号。（4）重构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机制，尊重和保护企业家个人财产权利。加快推进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激发其投入经济建设和创业的激情。[11]

3.关于人力资本错配问题，需要调整人力资本回报率、重塑技术型企业收益结构，使其更侧重于创新。除此之外，重视新增要素，如信息、知识、教育、思想和创意分享等对增长和创新的影响，通过进一步体制改革，彻底激发科教文卫等知识生产和消费部门的创新活力，降低获取新增要素的边际成本，扩大新增要素的共享范围，释放更多的教育和知识红利。

参考文献

[1]王明杰,郑一山.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 中国行政管理, 2006.

[2]段钢.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 中国人才, 2003.

[3]江涛. 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启示[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4]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 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 管理世界, 2006.

[5]李海峥,梁赟玲,Fraumeni Barbara,等. 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J]. 经济研究, 2010.

[6]李德煌,夏恩君. 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扩展Solow模型的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7]严成樑,龚六堂. 熊彼特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 经济学(季刊), 2009.

[8]杜伟,杨志江,夏国平. 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4.

[9]李静,楠玉,刘霞辉. 中国经济稳增长难题:人力资本错配及其解决途径[J]. 经济研究, 2017.

[10]赖明勇,张新,彭水军,等. 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研究开发与技术外溢[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11]王一鸣.

中国经济新一轮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J]. 管理世界,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