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0多年。一种新的名称理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SHCD）基于下述语言观：语言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有生命的。SHCD由下面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6）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其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SHCD简单回应了克里普克对描述论的那些批评以及其他一些逻辑疑难。SHCD与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源自两者在语言观上更为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简介：在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实践的时代”，“无用之学“的哲学一时陷入了危机。哲学要走出困境，除了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之外，还需要哲学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试”和创造，以适应时代，为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迎接“理论时代”的到来而做好自身的准备。

简介：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这对关于规范性的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依赖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才能说明：（1）因果事件等非规范性存在如何能进入规范性理解的视域；（2）隐性规则如何既能前反思性地引导行动者，又能具备清晰阐释的可能性；（3）规范性解释的有效性如何既是客观的．又是在交往实践中可修正的；因而，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才能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构建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

简介：技术的社会塑形论立足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围绕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三种理论流派：（1）以托马斯·休斯代表的技术系统论;（2）以拉图尔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3）以平奇和比克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技术的社会塑形论开启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具有诸多理论弱点。

简介：

简介：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主要指向一种人对于人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这一思想从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出发,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历程之中。对于社会权力的阐释,一方面在于将社会区别于政治,以表明个人的现实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共同体的活动;另一方面在于将权力（power）区别于权利（right）。马克思在对于权力关系的“前理性”研究中,揭示出了权力活动的感性领域,并通过异化劳动表明平等的权利关系背后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这种社会权力思想的当代意义表现为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批判,以及对当下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资本的批判。

简介：摘要：在大卫像与大理石以及心与身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观点不是陷入同一论，就是沦落为某种形式的二元论。物质构成范畴作为一种“非同一的统一”关系，有望走出一条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路线。一方面，根据模态论证，被构成的事物不是必然地同一于构成它的事物，在被构成的事物的本质上，构成观坚持了外在主义。另一方面，具有构成关系的两个事物，通过“双向”借入或派生，能够彼此共享模态属性以外的绝大部分属性，故不是二元分离而是相互统一的。物质构成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畴有重要的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意义。

简介：当前，以泛在网为基础建立的泛在社会正在形成。在泛在社会的社会治理中，技术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泛在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信息通信技术是泛在社会技术治理的关键，如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很好地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施行。但由于技术治理本身的局限，信息通信技术在推动泛在社会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一些社会风险。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规避其社会风险，对泛在社会的发展、技术治理模式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当代的社会凝聚力正面临来自从地方到全球不同层次上的多种方式的挑战,尽管远非经济伦理学能解决,但作为一种三层次的研究方法,经济伦理学应该而且能够作出尽管有限但是重要的贡献。首先,将企业和经济的目的解释为财富创造,定义财富是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结合,包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并且特别强调,公共财富的创造意味着需要不同于市场的机制和不同于利己主义的动机。其次,需要讨论凝聚社会的不同方案:开明的利己主义、新博弈论方案和天主教社会教义倡导的共同善概念。最后,提出经济伦理学关于加强社会凝聚力的如下观点:(1)聚焦企业和经济创造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目的;(2)倡导通过伦理审查的公共产品;(3)保障作为公共产品概念来理解的人权。

简介：默顿学派在科学的社会性研究方面首次提出并阐发了科学体制内部微观社会因素与科学知识进步的关系。并对宏观社会因素影响科学发展的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科学的自主性研究方面最先提出并阐发了科学界的社会规范、科学奖励制度和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等科学运行机制，有力地从科学体制角度揭示了科学的自主性，并强调了基础研究领域里的科学自由的重要性。此外，默顿通过对多重发现现象和科学天才的社会学分析表明，科学发展既非完全自主因而勿需社会因素的参与，也非完全社会性的因而全部由社会因素支配，而是社会因素和科学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及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自主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较之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所呈现的无比丰富性和复杂性，默顿学派关于科学性质的研究仅只是初步的，但该学派所取得的成就是公认的；从科技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说，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1．“从精神气质分析入手”研究科学与文化的关系；2．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

简介：整体性范畴是当代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重要范畴之一。它要求人们将事物及其运动、变化和发展视之为一个整体，要求人们从世界观和方法沦的高度确立整体性范畴和整体性思维。其核心是在真正弄清事物各具体方面在事物整体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性质、关系、地位、作用、趋势等基础上，认识并按照事物的整体规律去促进其改变和完善，以满足主体性发展的需要。整体性思维的灵魂是全局性、辩证性、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发展性眼光，其关键是真实、具体、全面、过程性地把握事物的全局和整体。人和社全及其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从总体上看，东方哲学具有将社会视为本体地位和首要价值的传统，相反，西方哲学则更强调人的本体地位和首要价值；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科学回答。整体性是深化“全面发展”思想的重要路径。

简介：信息哲学的新近发展为人格同一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信息性研究路径。在＂柏拉图与战车问题＂中,通过柏拉图著名的战车隐喻引入了一个特定问题,自我本质在其中被视为一种多行动者信息系统：是什么将自我保持为一个整全和一致的统一体？在＂自我学及其两个分支＂和＂作为共时个性化的自我学＂中,通过对自我理论的两个分支（一个关注作为实体之自我的个性化,另一个关注此种实体的认同）的描述,预设了一种信息进路,以辩护那种认为自我的个性化逻辑地先于其认同的观点,同时又表明此种个性化能在信息术语中得以展现。进而在＂一种调和的假设：三膜模型＂中,提供了一种自我的信息个性化理论,它建基于一体三分的模型上,且有助于解决战车问题。这一理论,在＂作为自我之技术的信息通讯技术＂中被用于展示信息通讯技术是如何可能被诠释为自我之技术的。在＂实现的逻辑＂中,通过对＂实现＂（亚里士多德的发现）概念的引入,支持了一种极为斯宾诺莎式的观点,即据其而言,以信息结构实在论的视角,自我被视为信息结构发展的最终阶段。最后的＂结论：从自我学到自我生态学＂。

简介：“先验-偶然知识”是克里普克研究指称理论时做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认识论断言.“标准米”“海王星”与“朱利叶斯”是与三大指称理论密切相关的经典案例.断言与案例的合法性问题共同构成当代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热点与难点.指称与指称对象的区分是一个新颖的方法论,借助它不仅可以澄清三大经典案例合法性论争中的混淆与错解,而且可以为先验-偶然知识何以可能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简介：郭秀艳（以下简称＂郭＂）：各位学者、同学们,大家好!感谢大家能够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准时赶来。今天我们交流的话题是＂不公平感与人的社会行为＂。不公平感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人们发现公平准则被破坏时所产生的情绪和行为反应。而且公平和正义是许多学科都有所涉及的重要议题,

简介：近年来，西方思想界盛行一股思潮，将民主视为一个反历史的概念，但对现代民主思想起源的考察告诉我们，民主与历史观是不可分割的。对民主的质疑反映了历史哲学中必然与自由之间深刻的张力。在民主制度的确立、主体施为的无限开放性以及历史与政治过程脱节的背后，其实正隐含了未来观的消遁。历史终结论是古典历史哲学固有逻辑矛盾的体现，但古典范式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核心构成元素的终结；新的历史哲学范式只能是这些元素的重构，而对民主的正确理解取决于一种妥当的未来观。

简介：要真正理解自由，首先就要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谈起。哲学史上的不同解答都未能真正科学地解释自由，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实践的科学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概念引入后才真正认识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并且是真善关的统一。

简介：自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表达了对传统西方思辨哲学的失望态度,消解了传统哲学问题后,20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界弥漫着哲学危机论、终结论之类的悲观情绪,寻找当代哲学的出路成了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拯救哲学危机的努力使当代哲学走向了多元化的场景。但这是一种哲学的转换、转向,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方式,这种转向表明哲学不仅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而且在寻找新出路中开拓发展,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研究空间也更加开阔更加自由了。实践理性转向和实践哲学的繁荣,便是标志。与此同时出现的生活哲学的复兴,标示了重新回归实践和生活已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生活哲学与哲学生活的关系、生活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和生活哲学的涵义与特征是深入开展生活哲学研究的三个具有前提性基础性的问题。生活哲学必须面向生活世界本身,回归到生活实践之中,关注当下时代的发展。

简介：摘要：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米德针对儿童在语言、角色游戏与竞赛中的社会化学习过程所做的个体发生学描述，其实是在说明：人类的语言沟通结构如何能为意义理解、社会化的人格建构以及社会的功能分化与整合提供基础。通过图根哈特的批判与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重构可以发现，米德社会心理学中呈现的“姿态中介的互动”、“符号中介的互动”与“角色中介的互动”这三种沟通结构，如何能为语言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的重要哲学议题提供理论基础。

简介：1794年,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发表了他的著名篇章《论学者的使命》,明确提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