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本文在对比分析纽约、东京两个国外大都市服务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劳动力变动特征基础上，以服务业从业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历史数据作为切入点，对比分析上海服务业的发展状况，指出上海与纽约、东京服务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一步构建了基于从业人口数据回归分析的服务经济发展预测模型，运用该模型对上海市未来服务经济从业人口的比重进行预测．分析表明上海的服务业发展正处于加速增长期，并仍将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按此速度到2020年其从业人数比重可达80％；要实现上海服务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应采取积极的人才引进战略和人口政策。

简介：本研究提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的"融入决定假设",即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以后,逐步深深地卷入城市的生产、生活中,他们与城市运转结合越紧密,他们将具有越强的长期居留倾向.随着长期居留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增加,其所关联的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居住、就业和家庭婚姻等社会经济问题势必逐步积累,需要城市管理者相应加以重视和管理.

简介：本文运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根据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进行了估算。主要估算结果包括：1、中国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增长显著，从1990年全国平均68．1％上升到2009年全国平均84％。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虽仍有剩余，但向其他产业转移空间已经不大。如果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速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2、各地区的劳动力利用率及其变动趋势有明显差异，表明不同地区对“人口红利”的贡献有所不同：3、在1990—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平均就业弹性趋近于零。

简介：文章运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纵向数据（1998～2005年），对年龄范围在80～105岁的高龄老人进行考察，并基于Cox模型对社会支持于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对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支持的影响机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我国的现实意义来看，社会支持对健康的影响是针对不健康的人群起到了缓冲作用，社会支持和健康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另外，社会支持中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对改善我国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效果。

简介：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简介：<正>人口调查与人口普查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一般数据,但这些数据所提供的只是某一个时点的横断的信息,人们很难从这些数据中找出各人口要素变化对家庭状态变化的影响程度,而家庭规模与结构是过去多年来各种人口、社会、经济等要素影响的综合效应。对此,曾毅教授所建立的适于中国情况的“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正可以发挥作用。家庭状态生命表的基本原理与传统的生命表类似,用于估算一批人在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预期婚姻状态、胎次状态、存活子女数、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对幼年子女或未成年子女的抚育、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年数、以及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抚养负担的年数等,如果这批人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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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分层非线性模型研究家庭化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具有明显的分层聚类性,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不仅与个体层次因素有关,而且还受社区层次因素的影响,但前者作用更大;家庭化流动提升了男性的就业稳定性,降低了女性、特别是在婚女性的就业稳定性;提升了低收入阶层、特别是极低收入阶层的就业稳定性,但对高收入阶层的就业稳定性无显著性影响。这些研究结论对流动人口就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简介：利用广州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广州市不同身份人口的养老保险获得现状,并实证检验本地市民、本地农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四群体在养老保险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并探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简介：本文利用2009年2月在鄂州、黄石、仙桃农村外出和未外出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列联分析和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从四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外出与未外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主要受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出过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要显著少于未外出过的妇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外出妇女与未外出妇女本身的结构差异所引起的，外出本身对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并没有显著作用；在生育目的上，外出与未外出妇女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出能弱化传统思想在妇女生育动机中的作用；在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时间这两个方面外出和未外出妇女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简介：2006年12月31日，中国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对象为中国境内的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业土地利用、农村劳动力及就业、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社会服务、农村居民生活，

简介：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的一项重大议题，制度改革的财政成本和收益迫切需要得到准确的估算。从人口迁移和福利磁力的研究视角出发，本文聚焦于制度改革的社会救助福利成本与收益，在估算公式中纳人了区域福利水平差距、劳动者定居比率和福利迁移比率等数据指标进行估算。估算结果表明：现阶段制度改革的高昂财政负担和我国相对紧张的财政状况，使制度改革只能遵循渐进的方式进行，目前仍不具备立即推行全面改革的足够空间。

简介：文章基于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城镇化等人口结构性因素与以二氧化硫、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固体废弃物为衡量指标的环境污染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是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并不一定造成环境污染的加剧;而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具有倒U形的特点,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会促进各污染物的排放,而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则会显著抑制排污量;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则有明显的滞后性,上一年度的城镇化率指标会造成下一年度的排污量变化,这种影响具有U形的特征,具体来看,在城镇化的初期由于规模效应会使得各污染物的人均排放有所减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排污量会相应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小于前期减少的程度.

简介：男女失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对于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角度的分析无疑会对我们破解难题有所帮助。本文主要是对中国明代男女比例情况的研究。根据地方志上遗留的男女人口的统计数据,笔者计算了各地的男女比例,并分别对基本情况、变化过程、未成年人男女比例三个方面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通过这一初步研究,笔者试图把握明代男女比例的大致情况和发展趋势。从统计结果来看,明代中国普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并已经达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

简介：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方面,且增多趋势愈见明显。动机研究是人口迁移相对集中的关注问题。但是关于以迁入地为基点对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某地区为例,研究其外来人口中婚姻迁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户籍、经济、就业和城市适应五大因素,并引入logistic模型对测量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对婚姻迁移的贡献最大,除了就业因素外,其他因素的贡献相似。尤其指出的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程度提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由此说明,外来人口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程度将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

简介：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测度了中国农村儿童健康不平等程度，重点计算了收入、医疗保险、母亲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回归基础上的集中系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高收入家庭儿童的健康状况更好；健康不平等主要的贡献因素是父母亲收入、母亲教育程度、母亲工作状况、父亲身高等：收入对于儿童健康不平等的贡献最大，但不同的收人类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父母亲的工资收入对于儿童健康不平等的贡献为正，收入不平等会扩大健康不平等；医疗保险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进一步强化了健康不平等。

简介：家庭内部结构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利用CGSS2013数据检验了夫妻相对收入地位和年龄差别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下,妻子收入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丈夫幸福感,丈夫本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自身幸福感,但妻子收入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之间相对收入地位对妻子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丈夫收入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妻子幸福感,妻子本人收入对幸福感也存在显著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和显著度较低.年龄差别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年龄差距对妻子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传统上认为'男大女小'家庭关系更幸福可能这类家庭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认为,妻子相对收入提高对丈夫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取决于主观观念,越认同'男主内、女主外'观念的男性,妻子收入比重提高对其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大.研究采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通过增减变量观察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变化,发现结果是稳健的.

简介：农村家庭女性劳动力已经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能否促进女性参与就业成为了一个经验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法（PSM）分析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家庭女性在本地非农时间和外出从业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转出行为将使家庭女性在本地非农时间增加,但对外出从业时间影响不显著.使用多值分层匹配法（SSM）分析发现,农地转出行为在总体上对家庭女性就业时间的影响未表现出明显异质性,但在农地转出倾向各层级内部,这一影响却具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对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家庭女性就业时间的个体处理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外出工作经历、家庭负担系数、家庭人口个数等特征差异是造成个体处理效应异质性的主要根源.

简介：本文重点关注精准扶贫地区贫困人口个体特征对贫困状态的影响.基于海南省36个贫困村扶贫调查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更贫困发生概率与贫困人口教育水平及脱贫能力和意识等个人特征关系显著,同时与家庭人口结构、收入来源、社会组织、交通等家庭和社会特征有关.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时,要重视更贫困人口自觉、自发的脱贫努力在扶贫参与过程中起到的主体作用,使脱贫意识和脱贫能力同步提升,从根本上杜绝返贫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