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改革开放30年来,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与建设成效显著,取得了“两改一建”的重大进展,初步确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财政分配体制(收入划分)和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支出管理),形成了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从当前情况看,政府财力与事权、收入划分、转移支付制度、财税体系等仍然影响一般预算收入比重增加,成为完善财政体制的体制性障碍。为此,我们必须协调配置政府财力与事权,减少财政管理体制层级;调整规范政府间收入划分,努力增加地方可用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地方财力保障基础;创新税收征管体制,健全财税运行体系;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摆脱基层收支困境。
简介:使用中国1999—2007年度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和内部相对结构变化的作用。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地方个人所得税、行为税、财产税和非税收入,整体上也引起地方财政总收入的增加;并使地方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非税收入比重上升,城建税收入比重下降。投资开放的提升显著增加了地方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行为税、非税及预算外收入,同时减少了地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总体上对地方财政收入有负效应;并提高了地方财政收入中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行为税、财产税、非税收入及预算外收入的比重。由于外资和外贸对经济及税基的作用差异、现行分税制、地方各项财政收入自身特征、地方政府基于多元目标为促进外资投资呈现出的策略行为等,使经济开放对地方各项财政收入规模及其相对结构的影响具有复杂和非一致性。
简介:县级政府承担了我国绝大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县级也是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最终落脚点。本文运用1994—2009年中国县级社会经济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那些财政自给能力弱、财政努力程度低的县级地区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表明促进财政均等化是中央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2002—2009年期间,那些教育供给水平低的县级地区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表明相比于分税制初期,近年来中央政府开始关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素。研究还发现,县级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人员规模与财政转移支付正相关,表明"经济效率"和维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也是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分配过程考虑的因素。本文的发现对推进我国转移支付制度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未来的改革应强化转移支付的积极效应,同时降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简介:从理论上讲,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作为稳定政策工具发挥作用。尤其自1994年以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已成为地方各级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然而,对于转移支付在财政收入稳定性方面发挥的作用,无论是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均没有注意到。为此,本文利用1993-2005年中国7个省861个县(区)的财政面板数据,把偏离趋势值变动的比率作为因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Prais-Winsten模型或者Cochrane-Oreutt模型,实证分析了转移支付对省、市、县(区)财政收入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对省、市、县(区)财政收入有较大的拉动作用,而且当财政收入处于下降阶段时,转移支付的稳定效应更加明显。所以,有必要重新反思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目标,将其稳定作用纳入政策制订目标和实施效果的考虑范围,并考虑把转移支付作为稳定地方财政的一种政策工具。
简介:有的同志认为,大包干责任制是和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个体经营联系在一起的,归承包户所得的部分,直接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劳动者分散经营,自负盈亏。能不能多得,不仅要看投入劳动量,而且要看投入资金多少,更要看他会不会经营。由于“归己”的这一部分,因投入的活劳动与收益不等,等量劳动不能取得等量成果,因此在理论上就已经不属于按劳分配的范围了。有的同志认为,包干到户是由全奖全罚的包产到户转化而来的,既然包产到户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形式,那就没有理由说大包干不是按劳分配,只是手续更为简便罢了。但是,由于在包干到户的情况下,社员由于增加投资而得到的收益,不属于按劳分配的性
简介:行政管理支出具有双重属性:过多的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利于官员的晋升,同时有违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但能直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地方政府及官员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两难选择。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是:在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扩大时,总体效应是加大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同时,行政人员规模与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对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社会保障支出除外)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