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在方法上应该是“合力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应把“九评”、“一论”、“再论”再当成新的“凡是”‘“九评”也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将赫鲁晓夫视为“修正主义头子”和苏共“蜕化变质的源头”,未必合适。苏共的衰亡有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总体看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最终导致苏共变质和苏联解体。苏共的蜕变也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长期发展过程。苏共在国内建设上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其说主要是右的修正主义,不如说主要是思想僵化和“左”的教条主义。总体看还是指导思想上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对苏联解体本质看得最透彻的人,以“南方谈话”为代表,他已将传统的“党建”思路发展成“大党建”的新思路。我们不应从“南方谈话”的理论高度再后退到“九评”的认识水准。从整体上认识把握苏联解体,就应按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尖锐提出过的那句名言行事,即拒绝“邪路”,也不走“老路”,而要走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路”。
简介:本文探讨了2014年以来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新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在重塑国际金融结构的进程中对开发性金融可能发挥的作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中的投票权份额与其在全球GDP总量中所占比重相比,差距被不断拉大。因此,如果不对投票权份额的分配作出实质性改革,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与它们在布雷顿森林治理结构中的弱势地位这种非对称关系将会持续恶化。对亚洲金砖国家来说,这种状况尤其突出。考虑到这些新的开发性金融计划有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中国在推出这些计划时一直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并成为这些新机构的主要资本提供者。然而,这些新机构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如何优化治理结构和决策程序,从而使贷款决策高度完善、透明,并独立于政治影响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