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增速在我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位列第一。这表明两国领导人对双边经贸关系高度重视,通过优化贸易结构、调整经贸方式、巩固传统贸易、创新合作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和中俄发展战略对接亦是推动中俄经贸快速提升的重要因素。为实现中俄经济合作的转型升级,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东北及黑龙江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抓住中俄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的重大机遇,进一步挖掘潜力、加强合力、激发活力、增添动力,通过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努力实现中俄经贸在新起点上的新跨越。
简介:侨批贸易是以侨批的汇寄为主要业务,是一种集商业贸易、金融货币、政治经济、交通运输、人文信息等为一体的多重性综合服务行业。有些研究认为侨批贸易是一种现代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侨批贸易依赖于对非个人化规则体系的信任,而非一种依靠文化或家族血缘关系的“‘华人资本主义’的一种独特形式”,在这种体系中侨批商人通过有效的经济实践来实现跨国经营。本文针对这样一种观点,旨在寻找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释,这些世界主义的解释认为现代是一种多元的而非模式化的概念。族群和身份认同对海外华人的商业文化影响重大,成为华人企业家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这种影响在海外华人社会形成初期尤为明显。商业家族主义、社会网络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阻碍。相反,至少在一些时期和环境中,这些因素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发展家族利益、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合同的签订以及其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行为,帮助华人在中国和海外实现经济发展。
简介: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财富权利的转移,带来了文化权力的变化,形成多元并存的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崛起和西方民粹主义兴起,发展范式的转变,需要极强的国际治理。无论从文明意义还是从制度体系上,目前世界秩序进入了'无人区'。百年大变局中的重要体系意义的变量是中国,中国在国际权利财富和利益分配中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中心。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从体系秩序、国际制度到理念规范,实现与国际体系的共同演进,是我们在'百年大变局'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变为现实,需要卓有成效的行动,不仅是中国自身,也需要动员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简介:长期以来,分离主义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事关一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问题。实际上,分离运动不同的起因与分离运动内在的异质性、弱势性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异质性视为东南亚分离运动产生的逻辑起点。分离运动内在的弱势性又决定了其斗争进程的非对称性,由此弱势性成为理解分离运动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的重要起点。基于此,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主要发展路径分为“国内-国际”与“国内-国际-国内”两种。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之所以从“国内”开始,是因为分离运动首先是国内问题。此后,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基于最终目标实现与否、是否愿意调整最终诉求等原因,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现实走向主要分为独立、自治与极端化3种。当然,分离主义的产生并非源自单一因素,其最终走向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需要学界长期的关注与研究。
简介:当前虽然南海形势总体趋于稳定,但引起南海局势再度升温的消极因素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因此仍然需要不断加强周边各国在低敏感领域的合作,以增强各国间的信任。南海争议海域中存在争议方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共同海洋科研和第三方在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的情况,三者均有其存在的法律基础。通过对各种方式进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以及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发现,海洋科研合作是在争议海域内进行海洋科研最理想的方式,但是其在实践中的法律基础还比较薄弱。针对以合作方式进行海洋科研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构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的方式加以解决。
简介: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逐步推进,它越来越深地介入到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存在的南海海洋权益纠纷中去,使这一问题逐渐升级,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为了应对这一安全挑战,不得不对南海政策进行调整。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受到三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一是来自单极国际体系的压力,影响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制定;二是单极国际体系压力所引起的中国国内民众和新媒体舆论的反响,影响中国对过去的南海政策和相应政策举措进行适度调整;三是锐意进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主观上想在南海问题上有所作为,主动调整南海政策,并引导民众更好落实这一政策举措。中国调整南海政策,包括所采取的政策举措、国家资源统筹规划和整合、制度安排等三种方法。
简介:北乌干达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不同种族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冲突。1986年,圣灵抵抗军在北乌干达以武力反抗穆塞韦尼政权的名义进行叛乱,迄今仍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的边境四处流窜。圣灵抵抗军的叛乱及其暴行不仅对北乌干达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也深刻地影响着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乌干达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重点强调军事手段,重视媒体宣传、争取外部对其打击圣灵抵抗军的同情和支持。而圣灵抵抗军叛乱的动机已经从推翻穆塞韦尼政权逐渐演变成为开发“战争经济”和“为生存而战”。简而言之,圣灵抵抗军的叛乱策略是对叛乱成本-收益精心计算的产物。圣灵抵抗军的儿童兵策略、袭击平民策略、争取苏丹政府支持策略以及低程度地参与和平进程策略,既能够有效地打破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也导致北乌干达冲突的长期化及其冲突影响的“外溢”。要真正地解决北乌干达冲突以及圣灵抵抗军问题,需要重视武装冲突解决的和平进程、促进北乌干达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以及加强对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建设。
简介:东盟引资政策的发展始终服务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需要,在外部经济形势和内部发展诉求的双重驱动下,其演变过程有着两个关键特征:一是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本地区经历了从国别到区域合作层面的跨越;二是东盟各国大体上完成了从差别对待域内外投资者到逐渐取消引资歧视性政策的转变。基于各国在区域和国别两个层面上的FDI政策仍存在差异性,东盟应以《东盟全面投资协议》为导向规范各国引资政策,提高政策一致性,同时强调对垂直型FDI的引进以应对外资流向的分化问题,并深化本地区引资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增加东盟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最后,当前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细则还有待于完善,考虑到中国在东盟的投资活动多是在双边框架下进行的,区域层面投资协议的利用率还很低,中方可以通过增加对区域性项目的投资以深化投资合作。
简介: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简介: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简介: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简介: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简介:Since2016,theUnitedKingdomhaschangeditspreviousstanceofnottakingsidesintheSouthChinaSeaissue,andstartedtopressureChinainhighprofile.Severalseniorofficials,includingtheprimeminister,havevoicedtheiropinionsonSouthChinaSeadisputesandthefreedomofnavigation,demandingChinaabidebytheawardoftheso-calledSouthChinaSeaarbitration.In2018,theUKsuccessivelydeployedthreewarshipstotheAsia-Pacificregion,withtheHMSAlbionevensailingintotheterritorialwatersofChina’sXishaIslands(ParacelIslands)withoutpriorpermissiononAugust31,makingittheonlycountrybesidestheUnitedStatesthatconductsfreedomofnavigationoperations(FONOPs)tochallengeChina’slegalregimeandclaimofterritorialwaters.TheseactionsindicateashiftoftheUK’sSouthChinaSeapolicy.
简介: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跨越国境开展抵抗行动将威胁区域安全。内部冲突的外部化成为目前国际安全领域研究的热点。针对与之相关的内战的域外情境,此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内战当事国、跨境行动的反政府武装及其接收国之间的策略互动模式。当越境散逸的武装分子与接收国之间的实际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策略互动将给当事国内部武装冲突局势和两国关系带来多种可能的结果。当事国内部冲突风险和国家间冲突风险至少受到三方面影响。第一,接收国影响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第二,当事国阻止叛乱受到接收国资助的行动强度。第三,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等方面影响。一国内部冲突与政府间摩擦之间的关联性将为区域安全机制的调停或维和举措带来额外挑战。国际社会在应对冲突威胁的行动中需要精确识别内战外部化问题的具体策略环境,从而为推动各方达成长效和平方案做出实际贡献。
简介: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印尼亲“伊斯兰国”组织仍处于持续扩散与活跃中,其极端主义信仰越发顽固,行动则更难防范。同时,印尼对亲“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去激进化”改造失利。极端主义伊斯兰政党兴起对印尼赖以立国的潘查希拉原则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为遏制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主义的挑战,印尼政府修正了之前较为温和的、被动防守型的“柔性反恐”战略,其反恐态度转而趋向于强硬和先发制人。印尼反恐战略的转型取得了积极的遏制效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不过,当前转型中的印尼反恐战略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尚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印尼甚至有舆论认为反恐战略的转型是对印尼民主制度和人权安全的一种侵害,这给印尼未来反恐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与变数。
简介:Inrecentyears,twosignificanttrendshaveemergedinglobaltrade.Ononehand,basedontheunilateralideathatputstheirrespectivenationalinterestsfirst,afewcountrieshaveretreatedfromthepositionofequalandmutuallybeneficialtrade,evenatthecostoffiercetradefrictionswithothernations.Ontheotherhand,severallargeeconomieshaveadoptedapositiveattitudetowardtheirfreetradestrategiesandareendeavoringtoestablish“mega-freetradeagre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