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九一一事件以来,防扩散成为中美合作亮点.两国在多层面形成较稳定的合作模式:在国际防扩散机制建设方面,美中之间主要是倡议者和积极参与者、建设者的关系;在应对地区核热点方面,中美分别扮演了“好警察”和“坏警察”的角色;在双边合作方面,中美互动以培训与协作为主.防扩散之所以能够成为中美合作亮点,是空前严峻的核扩散形势及两国防扩散战略调整等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防扩散合作加深了中美了解与互信,稳定了热点地区形势,保障了中美两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改善了中美经贸交流的外部环境.但随着近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美防扩散合作面临抓手减少、互补协作难度增大、地缘干扰因素增加等挑战.因此,对未来的中美防扩散合作不能盲目乐观.当然,形势变化也孕育着新的希望.中国的快速发展将扩大中美防扩散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并为两国合作提供更多智慧和资源.中美应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适时调整防扩散合作重点,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使之成为两国携手进行全球治理和维护地区秩序的样板.
简介:随着全球化、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中国方案"应运而生,以期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新完善国际秩序,促进东西方文明融合,并向世界传递中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过去5年,中国为构建全球治理理论体系、补充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相关治理规则、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等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今后则面临着引领世界走出低增长困境、破除传统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惯性、促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趋于融合等挑战。归根结底,深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攸关国际秩序的基础,也关乎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理应为之发挥更大作用。
简介:"航行自由"本是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准则,然而近年来"航行自由"却成为美国精心包装下用以渲染南海地区"中国威胁"并借机在周边海域实施军事寻衅的政治话语,沦为美国借以防范中国海上力量崛起、实现海洋霸权护持的舆论工具。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恶意炒作,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南海地区安全造成损害,由此凸显的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也成为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症结。在美国幕后台前都推动南海局势升温的过程中,中国在现实困境的倒逼下逐步形成了对"航行自由"话语较系统的认知理解,对从西方传来的"航行自由"话语经历了由谨慎怀疑到逐渐接纳的态度转变,在话语使用上也从被动反应开始向主动应对的姿态变化,体现出中国政府在话语表达上走向自信与成熟。中美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论争表面上是话语的比拼,其背后是海权和利益的角逐,中国应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对话以管控双方分歧,就"航行自由"话语拓展共识和寻求合作。中国或可考虑通过对"航行自由"话语内涵的再建构推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并体现大国胸怀。
简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薤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简介:新世纪以来,伴随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地区影响力等方面的群体性崛起,印太这一地缘概念被赋予更加贴合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现实的重要意义。以中、美、印三国为代表的区域大国更倾向于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作统一的地缘战略区域而纳入国家大战略进程。并作用于具体的外交政策实践,进而塑造出印太地区大国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战略生态环境。而印太特有的地缘特征,使得单一国家难以依靠自身实力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借助提供公共产品等方式确立自身在地区的支配性优势地位。因此,构建以地区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理念为核心的复合型地区海上安全架构,成为维护印太海上安全秩序的必然选择。
简介:在菲律宾和泰国,关于民主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一种是在国家精英层面上痛斥“买选票”式的选举腐败;一种则是在地方实践中,对政客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其在多大程度上使选民社区受益,并保障了当地贫民的权益。这种以弱势人群社区为基础的共生投票行为可被称为“选举主义道义经济学”。随着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E.Estrada)和泰国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Shinawatra)治下民粹主义的兴起,之前隐藏在民间的选举道义经济学逻辑逐渐走到了台前,直接挑战两国精英的话语权。尽管拥有下层人民忠实有力的支持,这两人最后均因涉嫌贪腐而被迫下台。在菲律宾,阿基诺三世(BenignoS.AquinoIII)作为精英改革者的成功掌权标志着民粹主义的式微,却也带来了新威权主义的抬头。在泰国,他信雄厚的选民基础迫使精英阶层求助于军队,期望借军事政变和宪政改革推迟选举,从而消减他信的影响。这表明选举主义道义经济学的民主逻辑在泰国已经扩散到国家层面,成为了一股强大势力。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