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简介: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正在或将会遇到诸多制约军事安全的问题,建立科学、统一、高效的安全体制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作者通过分析比较中美两国军事安全体制变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的差异以及在军事安全决策体制、军事安全执行体制和军事安全监督反馈体制方面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美国是当今安全体制比较完善、作战效能最高的国家,美国的安全体制变革与其实力和对外战略的变化有关,更强调均衡性和实效性,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周详、咨询机构完善、情报系统发达、军队建设协调发展、作战指挥灵敏高效,监督反馈制度相对健全。中国的安全体制变革则与国内政治发展相关,领导体制的变化直接导致军事体制的变化,均衡性和实战性不强,体现在缺乏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能够直接参与决策的智库机构数量较少、情报机构缺乏统一领导、陆军规模过大、海空军发展不足、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不健全、监督反馈机制不完善。未来中国可在上述方面的改革中借鉴美国的经验。
简介:英国应急安全管理体系始建于二战以后,主要以地方管理为核心,其管理重点包括防范核打击下的平民伤亡,对突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北爱尔兰的恐怖袭击进行应对与处理等。进入21世纪后,英国的应急管理从立法规制到中央、地方的体制协调上实现了飞跃发展。2001年,英国成立了内阁国民紧急事务秘书处。2004年,《国民紧急状态法》颁布出台,界定了“应急事务”的范畴,规范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应急管理机构的角色与责任。2010年,英国的应急管理被纳入到国家安全的“大安全”战略框架。总体上看,英国应急管理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了一个立体网状的体制结构,形成了多层分工、上下联动、跨部门协作的运行机制。此外,英国应急管理注重发挥地方、基层的中坚作用,特别突出风险防范、应急培训、业务持续性与灾后恢复的“系统抗灾力”建设。在2005年伦敦恐怖爆炸事件中,英国政府基本做到了快速、高效、全面的应急安全管理,也总结了在预警评估、高级别跨机构协调的角色定位、管理通讯网络以及对事故死伤者及其家属提供支持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意见。英国应急安全管理的经验也对中国的应急管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简介:作为目前世界上安全应急体制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深受各国政府关注和学者重视。以历史唯物观所强调的社会有机体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为依据,为美国安全应急体制设立安全应急环境、安全应急理念和安全应急机制三种变量,并以这三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改革历程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趋势,可以发现,美国安全应急体制是在应对核战争所代表的传统安全威胁、自然灾害所代表的民生安全威胁以及恐怖主义攻击所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建立和形成的,这一体制的逐步完善也是其中所涉及的环境、理念和机制等三种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改革发展历程的经验表明,美国安全应急体制能够适应安全环境变化而及时调整安全应急理念,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完善组织机构来健全安全应急机制,因而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但这一体制的发展往往过度依赖客观环境的推动,也会造成应急管理在主观上的防范疏漏,其中失败的教训也应当加以注意。
简介:东盟安全机制以“东盟方式”著称,基于东盟的经验事实,本文认为,国家问协调是理解东盟安全机制的恰当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东盟安全机制的绩效:在抑制成员国内部冲突、化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争端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由于东盟国家利益分歧,安全合作领域数量少、程度浅;东盟安全机制是中小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其治理能力有限,无法单独解决地区重大安全问题,需要与外部大国相配合;东盟国家对主权独立格外重视,在安全领域缺少制裁机制,导致领土争端无法在区域内得到解决。面对本地区的复杂安全形势,东盟对内需要拓宽、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对外需要加强与大国的安全合作。
简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却未很好地反映这种变化趋势,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变革力量开始登上国际安全治理的舞台。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的盛行使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势头减弱;美联储加息、投资干预政策以及政局动荡和经济疲弱等因素使金砖国家面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给金砖国家能源安全合作带来困扰;金融安全合作进展缓慢。基于此,金砖国家应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为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夯实基础;加快相互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以提升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水平;通过加强沟通与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丰富金砖国家安全合作的内涵。
简介:2015年2月发布的奥巴马政府任内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了美国的持久国家利益,关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总结了美国的主要安全挑战与首要战略风险,突出了美国经济复兴与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性,认识到在价值观层面“内修”与“外展”的关系,强调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必要性。这份报告表明奥巴马政府将继续秉持战略克制、责任分担与慎用武力的基本理念,展示美国护持霸权地位的决心与手段。就涉华内容来看,美国延续了一贯的对华政策基调,但也表达了更多更新的战略关切,反映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
简介:作为世界上情报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制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九一一事件催生了美国情报体系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情报界实现了从机构林立的分散体系到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有机整体的重大转型。从总体机制来看,美国情报界现已形成情报机构一体化与任务一体化的双轮驱动体系,其情报传递网络不仅涵盖领导、协调、执行三个层级间的纵向传送,而且包括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基本实现了情报整合与信息共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情报界统领,其下设的反恐、反扩散、反情报和网络情报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分类传递机制的四大支柱。通过比较,四大分类传递机制中最为成熟的是反恐中心,其次是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再次是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最后是反扩散中心。由于各类情报机制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的改革“瓶颈”既有发展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也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新的态势。
简介: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对国家安全的内涵产生影响,技术能力的发展会增加威胁国家安全的手段和模式,科学技术的滥用也会危及社会安全。生物技术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极为迅猛,其影响面极广,涉及微生物、动植物、生态环境、医学、农业、粮食、生化战争、生物恐怖主义、人的健康、人口安全等方面,其覆盖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任何技术都无法比拟的。生物欠防备是指在现实生物安全威胁面前准备不充分和应对不够有效的状况。中国既处于生物欠防备状态,也处于一定程度的生物欠防卫状态,这表现在中国的药物(含疫苗)、水、粮食、种子均处于不设防开放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认识问题,生物技术本身具有前沿性、复杂性,其管理具有跨军民界限、跨学科界限、跨政府部门界限、跨政府任期界限、跨国界的特点,中国现有管理模式不适应这些特点。今后,应密切关注和防范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过程中特有的安全风险以及生物技术被有意识用于安全威胁的现实可能性和严重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