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回顾了全球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进程，分析了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特征与走势，探讨了国际产业转移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文章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产业转移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迄今为止，世界经济格局的诸多变动都缘于国际产业转移。

简介：依托全球化和区域-体化,权力转移的进程不断加快,多中心的国际权力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在多中心体系下,权力转移进程呈现出权力扩散、权力分解、特定议题上权力分配的不对称三种特点.这三种特点也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中中等大国的行为.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彰显了印度作为中等大国在权力转移进程中的行为方式,也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利益诉求.对于印度与上海合作组织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与对方的预期达成-致,从而为推动双方的发展与进步创造条件.

简介：印度服务外包业向乡村转移是经济、信息全球化背景下服务产业向国际国内纵深转移改变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的最佳例证。通过对印度服务外包业向乡村转移的现状、成因及效果的剖析，不仅可为我国利用服务产业向纵深转移增加农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一种思路，更重要的是为打破制约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持续发展的人才瓶颈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式。

简介：日本技术向东南亚国家的转移主要采用既包括技术、又包括资本和经营诀窍的直接投资渠道。总部设在日本的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形态在东南亚国家里设立许多家生产合成纤维的的合资企业。合成纤维产业对东南亚国家工业化(特别是泰国工业化)起着重大作用。就日本技术向东南亚国家的转移情况看来,泰国合成纤维产业的发展同日本企业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简介：分析了跨国并购企业的财务风险的主要来源,概括为目标企业价值评估风险、融资风险、流动性风险、杠杆收购的偿债风险四个方面,并对这些风险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企业的跨国并购有一定的应用意义.

简介：自2011年以来,中东局势的剧变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兴起,吸引了数万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战事.随着“伊斯兰国”日渐溃败,此波规模空前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转移和回流,将对国际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仅从这些人员个体性的角度,难以全面评估此类安全威胁.应在“伊斯兰国”全球战略布局、本土恐怖组织结合当地议题的发展与重组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活动网络的联结等三个层面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三个层面的表现中,俄罗斯和中亚地区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安全风险.一是两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规模庞大,而且大多成为“伊斯兰国”及其部分分支的主力,并在世界各地多次发动恐怖袭击;二是组织性较强,“伊斯兰国”的效忠组织及分支将成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回流及恐怖活动的重要载体,特别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三是他们的转移和回流,不仅推动“圣战”萨拉菲主义等暴力极端主义的渗透,而且将提升俄罗斯及中亚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水平.所以,如何增强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的反恐能力及合作水平,施行针对回流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改造政策,对于维护地区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

简介：

简介：功能完备的金融体系是高效经济的必要条件，但不稳定性是金融市场的固有顽疾。著名金融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认为，金融一直是一项重要而脆弱的业务。而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是个严重事件，可能引发整个经济的系统性后果，远超个别机构及其客户的命运，经济学家称之为金融系统性风险。

简介：前言近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的加强在经济方面尤为显著。2001年中国与东盟同意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并于3年后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有了大幅增加。贸易额从2003年的600亿美元骤增至2008年的1970亿美元（增加228％），

简介：21世纪以来印度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令世人瞩目，其2001-2012年实现了年均7．1％的经济增长率。但自2012年一季度起，印度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发展动力明显不足。2013年以来，印度经济金融环境更趋恶化，印度卢比大幅贬值，国际资本出现净流出，印度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有所加大。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简介：1999年我国成立的四家AMC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存量．但是不良资产的增量问题却不断显现出来。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借鉴西欧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文化经验，有效遏制不良资产的增长。

简介：近年来,随着中国对海外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东道国的社会组织风险对投资项目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社会组织风险缘于东道国内政、社会组织的环保和维权诉求、外部势力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自身不足等因素,不仅会造成投资损失,还会对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实施及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中国企业需通过强化项目前期准备、重视与当地社会组织的沟通等方式,保障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与对外经济战略的稳步推进。

简介：尽管目前俄罗斯整体投资环境已经明显改善，但由于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金融体系脆弱、税法繁杂、官员腐败、两国文化差异较大等原因，中国企业对俄投资仍面临较大的国家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文化风险。因此，企业对俄投资一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做好可行性研究工作，并在企业内部形成统一的风险管理语言，准确把握企业经营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并采取恰当的方法转移、降低或规避风险。

简介：欧元的正式流通给欧洲债券市场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不论是主权政府债券市场还是公司债券市场，在市场规模、流动性和交易技术水平上都有显著的增长。但是一个不客忽视的潜在威胁是虽然货币统一成功地消除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汇兑风险，然而由于EMU各成员国的信用基础不同，这将给统一后的欧元债券市场带来新的信用风险。同时，公司债券市场上发债等级的不断降低也将导致类似的对信用风险的忧虑。分析这种信用风险的形成机理和提出警示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简介：中美贸易战是2018年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对中美两国将产生持久和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将不可避免地扩散到两国之外。作为介于中美之间的“第三方”,东盟国家即使希望但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这已经并将继续在贸易及其之外的更多领域表现出来。展望未来,南海问题、“印太战略”以及美湄合作等有可能成为美国打压中国的“后手拳”,这必将进一步考验中国-东盟关系。在此背景下,尽可能地减少中美贸易战的“外溢”效应,避免中美关系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连锁负面影响,甚至反过来将中国-东盟关系打造成贸易战的破局点,形成“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有利格局,是当前中国外交的迫切任务。中国应通过深入对接中国-东盟发展战略,扩大对东南亚的市场开放,加快推进RCEP顺利达成协议,加强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式,抓住“战略机遇期”,构建中国-东盟的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

简介：作为联通欧亚大陆的重要国家,乌克兰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浓厚的兴趣,希望在该倡议框架下与中国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贸易和人文领域的全面合作。但就地缘政治环境而言,乌克兰在短时间内很难摆脱俄罗斯的压力,顿巴斯冲突和族群矛盾使得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困难重重。因此,尽管中乌合作拥有较好的历史基础,但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东欧地区的安全困境、合作规模及方向、乌克兰的政治状况、＂弱＋弱＂合作模式的瓶颈等,均对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构成负面影响,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是未来推进双方合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简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

简介：随着金融经济危机后众多国家步人调整与发展竞争新阶段，国际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也难免经历某种深刻重塑与转型。随着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的变化，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放眼长远，特别是要充分估计到中美关系将在10年后迎来高风险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