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基于照顾体系逻辑的规范目的之考虑,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规制对象应定位为,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对监管部门的责令采取改正措施故意地保持拒不改正的态度,但对其引发的严重情节仅仅存在过失的情形。本罪的首要属性应是过失的结果犯,而非故意的结果犯。对故意地去造成严重情节的行为,原则上应当肯定其具备相关犯罪的保证人地位,进而通常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既遂或未遂)与相关犯罪(例如诈骗罪)的法规竞合。故意地造成了严重情节的行为,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形下,才可能认定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简介:在相关理论综述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全职主妇和老一辈全职主妇的工作意愿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女性主义意识对全职主妇的工作意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老一辈全职主妇的工作意愿受现代意识影响显著,新生代全职主妇的工作意愿受个体意识影响显著。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并未能对全职主妇的工作意愿进行较好的解释,但社会脱离理论对于全职主妇工作意愿的流失给出了较好的解答,即时间可以消磨全职主妇的工作意愿。家庭—工作冲突理论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全职主妇的工作意愿,但积极溢出理论很好地阐释了新生代全职主妇的家庭幸福感可以显著促进其工作意愿。另外,非正式系统的经济支持对新生代全职主妇的工作意愿有着重要的消解作用,而正式系统的经济支持强化了老一辈全职主妇的工作愿望。
简介:当前传统城市"技术治理"模式日渐失效,在"治理主体"地位凸显和市民社会建设加速的时代背景下,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其中,能否有效发挥主体理性的价值直接影响着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成败。文章尝试构建一个主体理性多层嵌入城市治理的分析框架,包括依托多元主体自觉,提供充足的城市治理动力;协同主体价值理性,确保正确的城市治理方向;激发主体工具理性,帮助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效率。以上述框架审视城市治理实践发现,许多城市治理遭遇了主体理性欠缺的难题,既表现为主体自觉缺失,也反映为主体价值理性尚未统一和工具理性作用不足。为此,理应将培育主体理性作为优化城市治理的重要路径,不仅要激发多元主体的认同参与自觉,更要帮助主体凝聚城市治理共识和提升主体的现代化治理技能。
简介:侨务工作是促进我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侨务对台工作是国家侨务等职能部门借助侨务渠道开展的对台工作,在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开展侨务对台工作是当前我国政府化解国际势力干涉台湾问题、打击海外"台独"势力、支持海外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宽松的国际政治和移民环境、日益增多的华人新移民、国家领导人对侨务工作的深刻论述及我国完备的侨务机构体系为侨务对台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新形势下,侨务等政府职能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涵养海外侨务资源,以华侨华人为力量依托,一方面加强对台湾岛内外"台独"势力的反制,另一方面以所在国主流社会为对象开展公共外交,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台政策的理解。
简介:新经济政策时期是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政治较为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华人和印度人各自有了新的政治诉求,华人社会的侧重点是在政治权利和华文教育,印度人群体更多关注的是经济改善,尤其是种植园劳工的贫困问题。而实现这些诉求的途径主要有直接参与选举投票、依靠政党的力量和社团的援助。华人和印度人积极参与投票为代表本族群政党提供有力的支持,反过来族群政党为各自族群存在的问题付诸努力。另外,除了官方之外,民间的社团也为族群的发展贡献着不小的力量。华人和印度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的地方。就相似点而言,双方都不能脱离历史背景空谈政治参与;双方政治参与的路径基本相似;政党内部都存在矛盾。不同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华人政党不再是马华公会一家独大,而印度人国大党长期占据主导权;相比印度人,华人的政治参与力度更大,并且华人的影响力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