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如果子女与老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足够牢固,老人的情感需求被关注到,自身的价值被认同,那么老人就不会盲目地对外寻求替代,也不会被骗子钻了情感空子.

简介：H大学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故事',本质上是科层制风险治理问题。通过个案可以深化对科层组织行动逻辑的理解:当遭遇治理风险,其会主动建构风险;面对风险信息处理困境,促发自我保护机制;对于专业的风险评估,心理矛盾;在风险的分配上,倾向于风险转移和规避。责任追究的不合理,不仅会将其风险规避的行动逻辑推向极端,也可能迫于压力在具体个案中胡乱问责。治理目标的置换和相应治理技术的开发,可能进一步导致基层治理的'内卷化'。在当下中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中,该问题具有普遍性意义。基层组织往往将风险转移、规避置于治理目标的突出位置,导致治理技术的异化,使风险冲击更加不可控。因而,需要建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嵌入法制系统,增强科层体制面对风险冲击的灵活性和回应能力。

简介：我国没有在《继承法》中规定遗嘱执行人的权责,导致实践中即使立遗嘱人指定了遗嘱执行人,其亦无法完成遗嘱所指定的执行任务。学界多主张赋予遗嘱执行人管理遗产的权利,英美法赋予遗嘱执行人以管理清算权责;大陆法系的法国仅赋予监督保全之权责;采当然继承模式的日本法建立了以管理清算为核心的遗嘱执行人的权责,却在实践中引发了与继承人管理清算权责的冲突。我国在遗嘱执行人权责内容的立法选择上,应注意避免日本法上的问题,可由立遗嘱人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赋予遗嘱执行人管理清算抑或监督保全之权责;在立遗嘱人未予明确时,法定遗嘱执行人的权责为监督保全,以避免和继承人的权责发生冲突。

简介：我国传统罪数理论对罪数体系与竞合体系混为一谈。实际上,罪数体系是自然行为到构成要件的涵摄过程,竞合体系解决同时符合数个构成要件的问题。日本罪数体系中竞合部分狭窄;德国竞合体系缺乏目的导向,均存在疑问。目的导向的竞合体系,意味着将相同处罚原则的概念归纳。想象竞合、牵连犯采取＂从一重处＂原则;法条竞合中的特别关系应当遵守＂重法优先＂原则,补充关系、择一关系、加重情节、通过犯都处于特别关系的延长线上,和特别关系同一处理;吸收关系应当遵从＂从一重处＂原则。因此,法条竞合、想象竞合;牵连犯、吸收关系无需区分,只要案件事实符合数个构成要件且自然行为的主要部分重合,就采取＂从一重＂的处罚原则。

简介：公诉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核心、标志性职能之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公诉人员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加强公诉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公诉人院，培养机制不可或缺。本文以T市H区人民检察院为样本，针对基层检察机关公诉队伍的特点，探讨基层检察机关公诉人员职业能力培养路径，总结出应采取内部机制、外部机制双重培养模式，以期更好的发挥公诉职能作用。

简介：2015年以来，富川瑶族自治县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努力创建老年人法律维权新模式。一是将白天走访改为适当夜访；24小时随时访；辖区老特困户、老党员、老千部、老退伍军人、村中威信较高年长者必访；隐患问题较多的行政村重点访。二是推出民事案件援助质量跟踪制度，宴行“一案一卡”。

简介：【裁判要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归案后，实施了协助办案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行为，办案机关因某种原因未能成功抓获的，协助抓捕人不构成立功。但对其协助抓捕的行为，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简介：新的经济社会形势下，社会群众普遍存在维权意识重于守法意识的观念错位现象，利用民生检察服务热线反复举报控告、甚至恶意举报控告等滥用权利现象时有发生，不仅使有限地司法资源被恶意挤占，更影响和制约了民生检察服务热线服务保障民生功能的正常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群众维权意识重于守法意识，对司法机关缺乏信任，对反复、恶意举报缺乏有效制约、外部协调机制不健全，辖外事项处理难度大等原因造成。建议采取强化普法宣教，引导民众正确利用民生检察服务热线,建立健全热线事项协作处理机制，引入社会冲突终结机制等方式加以应对。

简介：女性作为家庭和社会的纽带,其犯罪率的增长不仅不利于家庭的稳定,更有悖于和谐社会的理念。正视女性的犯罪现状,找出女性犯罪的原因,进而采取科学高效的教育矫正对策措施,对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在西方国家，立法中将公民的隐私权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而对待，而在我国，人们对隐私权的认识还有所欠缺，因而隐私权的限制问题就显得很模糊，尤其在提倡发展大数据的今天，人们享受着互联网的便捷，但同时也面临隐私权遭到无端侵害的威胁，社会型公众人物隐私权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我国的立法针对这一问题至今为止基础仍比较薄弱，因此对社会型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限制问题进行研究有其重要的价值。

简介：律师调解员制度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重要形式，目前主要存在行政主导模式、法院主导模式和律师主导模式等几种类型。本文认为，法院主导模式中的委托型律师调解员制度更适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司法状况，但应克服律师调解中的利益冲突、当事人合理怀疑、登记立案程序衔接以及成本费用困境等现实障碍，并从律师调懈员的选任程序、组织机构、适用案件范围、启动与运行程序、诉讼衔接程序、监督约束机制和奖惩机制等主要方面确立律师调解员制度的具体架构和内容。

简介：当前,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智慧型产品逐渐走进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智慧网络、智慧管理、智慧办公、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概念应运而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简介：近年来美国反海外腐败（FCPA）执法备受全球关注。美国政府以较少的司法资源取得了显著的执法效果,不仅惩罚了违法企业,还影响了其他未被执法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逐渐形成辐射型执法效应,有效地通过惩戒行贿方遏制了商业贿赂。其中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为了在最终的案件处理中减轻甚至免遭处罚,不少涉案公司主动对案件进行内部调查,并向美国政府提供调查的结果和相关证据。而美国详细的量刑制度也使得企业能够预期到其与执法机关合作所能获得的好处。中国刑法针对行贿缺乏详细的量刑制度,反贿赂执法主要针对政府官员,除“自首”之外,无其他奖励制度以激励企业进行自查并建立完善的合规制度,导致企业缺乏自查和主动报告的动力。鉴于此,中国可以借鉴美国FCPA执法机制和量刑标准,调动企业能动性,通过有效惩戒行贿方来遏制腐败。

简介：由于未成年人实施转化型抢劫行为的罪数形态在司法解释中出现歧义，导致刑法适用中出现偏颇，将未成年人实施转化型抢劫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直接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法定的一罪来评价，缺乏正当性，既没有体现少年司法宽宥理念又破坏了罪刑法定原则内在的一致性。对相关司法解释的纠偏，其根本出路在于厘清一罪与数罪理论，未成年人实施转化型抢劫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无论在事实层面上还是规范层面上都属于典型数罪，进而证成未成年人可以为转化型抢劫罪的适格主体。

简介：以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及金融体系予以国际层面的研究,以人民币加入SDR为例来诠释中国导向下的国际经验嬗变问题;以中国叫停＂熔断机制＂为例诠释中国导向下的国际经验转化问题。以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内容作为开展国内层面研究的对象,金融市场是决定中国经济继续中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金融监管当局经常混淆管制和监管的界限,习惯于事前管制,而忽视事中或事后监管。金融监管必须回应市场,形成风险应对型的监管格局。金融市场的整体性、金融资源的流动性急需克服监管模式的部门化和碎片化,在机制设计方面注重信息均衡和有效激励,注重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两个方面,避免机构监管的板块化,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明确承担宏观审慎职能。

简介：人民调解制度及其运行一直为政府力量所推动,故既有制度及其实践均可概括为'政府推动型人民调解',探讨其意涵变迁对制度发展的面向选择极为重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人民调解的政治意义较为明显,社会意义相对薄弱;在改革开放之前,制度的社会意义有所提升,基本形成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并重之格局;改革开放以降,初期出现了重视社会意义及'去政治化'倾向,近年又呈现重新强调政治意义之趋势且势头明显。在尝试渐进式改革的人民调解自治化过程中,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坚持制度实践及改革的政府推动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