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英美法系通过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实现对土地发展利益的法律调整,其核心功能在于实现对超越不动产法定使用限度所产生的增值利益的合理分配以及对其他不动价值减损的公平补偿。尽管两大法系法律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土地发展权概念难以直接见融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之内。但事实上,通过对英美法系土地发展权概念的分析,不难发现,土地发展权的功能可以加载于大陆法系物权法中所有权及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囿于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尽管土地发展权不能成为一项独立的物权,但是土地发展利益可以依靠物权法规则加以调整,进而形成法定的土地发展利益与约定的土地发展利益两种类型。前者通过不动产相邻关系的修正以及对《物权法》中征收补偿范围的解释得以实现;后者则完全可以纳入地役权制度范畴之中。

简介：非利益相关者是舆情事件分析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在涉警舆情分析尤其是涉警舆情危机事件的处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分析非利益相关者角色入手,对其价值进行了理性地辨析,进而分析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涉警舆情危机事件中对非利益相关者的导控措施。提出应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维去探寻对策,做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实现涉警舆情事件中的警民和谐。

简介：构成中国海上交通要道的国际战略海峡主要分布于亚洲地区。我国在航海上是地理不利国家,在国际海运咽喉要道地区的影响力有限,一些重要国际海峡又存在主权争议,导致我国使用的国际海峡面临航行安全和效率问题。为保障我国海上航道通行,应就我国使用的主要国际海峡进行战略规划,就危机应对规定相应的法律机制,应特别重视与国际海峡沿岸国和国际海峡主要使用国的国际合作,采取多种方式增强我国在海峡事务上的影响力。

简介：法治评估主体是指组织、发起、实施以及参与法治评估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众等，它是法治评估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一般划分为三类主体：一是组织与发起法治评估的主体：二是实施具体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三是参与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与法治评估相伴产生，但因其性质，不同类型的法治评估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对法治评估结果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在我国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存在组织与发起主体的内部性、实施主体的非独立性、参与主体的非周全性等不足，需要建立独立第三方作为评估的发起与组织主体、各种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或评估小组作为评估的实施主体，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引入独立民意机构参与评估等制度。完善我国的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简介：利益和利益冲突的解决是法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环境法的研究也当应以利益和利益冲突的解决为主要任务。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环境法领域的利益需求显现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持续性需求，而利益冲突则表现为持续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利益需求与持续增长的环境保护的利益需求之间的冲突。环境法领域的利益冲突实质是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利益所储存的价值发生了抵牾。因此，环境法领域内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不能用排除的方法来解决，只能用价值“权衡”的方法来解决，是两个正当利益优位性选择的问题，表现形式是基于可行条件和问题的紧迫性的时空优先顺序的安排，并非对抗性的淘汰式选择，应当奉行“统筹”、“兼顾”和“双赢”的衡平理念。在环境法的利益识别和衡平功能的实现过程中会发生公法与私法的竞合。不同于私法上“利益最大化”的法律理念，环境法应坚持一个最终底线原则，即把握损失的底线——损失最小化。面对中国纷繁复杂的环境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环境法衡平利益冲突是生态文明实践智慧的一种现实展示。

简介：作为获取、限制、剥夺利益的规范方式，法律对利益关系的调整以衡平利益冲突为核心任务。环境法的利益衡平应遵循一体化、损失最小化、紧缺优位和协商四项基本原则。一体化原则认为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均为正当利益，提倡二者由竞争走向竞合，实现统筹、兼顾和双赢。损失最小化原则包涵最小侵害和最大补偿。前者要求利益侵害必要且不可替代，后者要求利益获得必须支付对价。紧缺优位原则关注时空的阶段性和位序性。前者强调当冲突不可调和时经济利益应让位于环境利益，后者强调生存利益居于永久优先位置。协商原则主张通过有效的正当程序建构，维护各方利益主体的诉求表达，促成环境法上利益的共享普惠。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契合了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趋势，当前处理好群体利益关系问题是摆在我国政治生活领域的中心问题。因此，要明确利益表达权利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定位，培育成熟的利益表达主体，疏通利益表达的渠道，行使法治化的利益表达方式。

简介：

简介：传统刑法解释学把刑法解释的标准定为主客观性。立足于主客观性的刑法解释，就是排除解释者主观性的干扰和对刑法规范目的的追寻，而获得与刑法规范语言相符合的解释结论。刑法解释从来都不是一个解释问题，而是一个论证问题，现代刑法解释学应将刑法文本融入解释者的价值判断，来消解刑法文本及其所用语言过于僵化的弊端，建立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刑法解释理论，从而使刑法文本与案件事实有效地对接起来，并以法律论证实现刑法解释结论的可接受性。

简介：旅游公司擅自转让旅游业务的行为，在合同法上符合并存的债务承担之要件，发生转让人与受让人连带承担债务之效果；于侵权法上，存在构成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性。旅游辅助服务提供者，在合同法上属于履行辅助人，其履行行为由债务人负责；于侵权法上属于事务辅助人，当构成侵权时债务人与辅助服务者应承担连带责任。数人依据不同的规范基础应对同一损害承担责任时，即可发生连带责任；对于同一损害，一方基于违约而应承担责任，另一方基于侵权而应承担责任时，二者可构成实质上的连带关系。

简介：为了解决一方当事人缺席时造成的诉讼障碍问题,德、日两国分别形成了以缺席判决主义和一方辩论主义为特征的两种内容迥异的缺席审判制度。以当事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德、日两国缺席审判制度立法规定的详细分析,发现这两国的缺席审判制度在缺席程序中都能实现对双方当事人的平等保护。但是在救济措施中德国的异议制度倾向于保护缺席方当事人的利益,而日本的上诉制度倾向于保护出席方当事人的利益。

简介：债之关系中的固有利益是与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并列的债权人利益，可能因债务人的加害给付或违反保护义务而受到侵害。但加害给付与保护义务违反是各自独立的两种给付障碍形态。就加害给付的损害赔偿，德国民法以瑕疵担保责任予以救济，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采债务给付障碍的一般规则救济。我国民法上不存在独立的瑕疵担保责任，故而未来制定民法典仅须采用债法总则的加害给付一般规则即可解决各种债务中因给付有瑕疵而造成债权人固有利益损害的问题。加害给付如与侵权行为发生请求权竞合，如果所适用的责任规范法律效果有差异，应由当事人自由选择诉由，但同时应根据法律目的确定是否竞合之责任规范相互发生影响作用。

简介：一、插花飞地及其流弊受历史地理学者关注的插花飞地问题,[1]自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史念海先生在“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中提到,“战国时各国的疆域并不是各据一方整整齐齐的,而是相互的错乱。这种相互错乱的情形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犬牙相错。因为犬牙相错只是形容接界的地方不大整齐,而那时候说不定这一国的土地会孤伶伶地伸入到另一个国的腹地、有时候竟离开本国有千百里远的路程”。

简介：在实践中，仲裁裁决侵害案外人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形式多样，而现行法并不能为仲裁裁决案外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通过对比分析，在既有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基础上，构建案外第三人撤销仲裁裁决之诉制度较为可行。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该撤销之诉的适格当事人、撤销之诉的客体范围以及程序的选择适用等问题。

简介：行政复议制度的性质关系着整个行政复议制度的定位和制度设计走向。一国（或地区）的政治权力由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构成,任何公权力组织的活动均不外乎适用此三权或其中之一、二。复议行为适用的裁决权所具有的司法性质,决定了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性质。在司法化性质前提下,复议裁决主体必须具备司法化相应的特征,即尽可能的保持独立、中立,以及裁决程序的司法化。而超然、中立的身份决定了复议裁决主体不应该成为后诉的被告。这种制度设计有利于提高复议裁决质量、彻底解决行政纠纷、提高复议裁决主体的权威和尊严。

简介：遗传资源是一种决定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根基性要素与战略性资源，伴随着遗传资源生物研发技术的迅猛发展，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及其惠益分配问题已日益受到关注。当下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面临失衡，从表面看，是遗传资源分布与遗传资源价值评估的失衡；实质则是国际社会利益博弈的失衡，一定程度反映的是欧美文化与目前处弱势的传统部族文化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要实现公平分配．“关民共享理论”是其中的法理基础，“遗传资源的提供行为”的价值评估为其提供现实基础。无疑．建立公正有效的遗传资源利用及其知识产权惠益分配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保护及博弈能力，对于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惠益公平分享，有重要意义。而这也是对当前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检验．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生发于传统、深入到生态治理”的视角。

简介：＂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元框架是一种用以表明和展示不同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组合关系与法律地位的理论模式。但是,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梳理中我们发现,那种基于传统利益分析方法而确立的＂三元框架＂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中间层理论,其实只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三元框架＂进行重新解读,首先需要研究该框架对主体所作的理论假设与现实中的主体是否相符;经济法实践中的社会中间层主体与其假设之间所存在的反差,可能是导致现有社会中间层理论缺乏应有实效的根本原因。新型社会中间层理论的经济法构建应当明确社会中间层所处领域是一种＂场所＂、社会中间层之目的在于为实现＂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耦合＂提供方法和路径、以及在干预主体和干预受体之中为社会中间层寻求定位并据此确立其权力（利）运行边界等三个基本命题。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制定该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强化检察机关对逮捕的监督和制约,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中实现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分离。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工作主要由各个承担诉讼职能的办案部门负责,这种审查权的配置模式使诉讼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混同运行,无法保证审查主体的中立性。该解释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存在矛盾。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立法意图来看,由相对中立的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是较为理性的选择。检察机关可以考虑设立诉讼监督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由诉讼监督部门负责,以提升审查的实效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