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推定是在无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法律事实的一种手段。在一些涉及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材料义务和有说明责任的推定中，包含丁关于嫌疑人的理性人假设，推定规则也体现了立法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利用博弈论方法指导相关立法活动对立法宗旨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简介：信息就是证据，传统意义上的证据和证据材料仅是其载体，所以证据的收集和确认就是特定案件信息的收集和确认，可以遵循信息论中的相关规律。在特定行政案件中，行政调查就是能证明特定案件客观真实性或证明特定案件事实具有法律真实性的信息从信源出发，被信宿所感知这一信息传递的过程。信息博弈终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调查中的均衡解就是特定案件法律事实的成立。

简介：解决腐败问题，法律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法律控制的切入点却一直局限于两处：加重对腐败者的刑罚，以及将尽可能多的腐败行为犯罪化。本文借助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创新性地将立法者、执法者视为相互独立的主体，与腐败者进行“三人博弈”，以博弈对局的确立来分析法律的运行机理和效力机制，进而阐述了法律对腐败行为的影响途径和程度，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法律对腐败犯罪控制力低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刑罚轻，而在于陷入了激励悖论。

简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宪法学上的一个基本命题，受到多方宪法主体的影响。由于宪法基础的缺失，我国央地关系的协调呈现出了较多的非理性色彩。为此，就必须透过多方宪法主体之间的博弈与互动，理解和把握央地法律关系的实质和全貌，在宪政层面上实现央地间的规范性分权，构建起制度化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机制。

简介：我国刑法关于行贿犯罪单一式构成要件的配置，激励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竞争者以行贿的方式超越商业强者并抢占市场。市场主体双方均选择行贿是行贿犯罪单一式构成要件配置博弈分析后的纳什均衡。通过形式博弈分析后的行贿犯罪复合式构成要件配置，能够保证并充分体现刑法规范对市场主体经济利益选择的制约，整体上降低了刑事处罚的规范起点，减轻控制行贿犯罪发生率的制度压力。博弈模型的规范比较和模拟运行结论，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配置的模式选择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和经济学上的依据。

简介：以囚徒困境为代表二人博弈模型在学术界已经被广泛研究并加以应用。囚徒困境理论往往容易形成一种简单化和两极化的固定思维模式。囚徒困境的二人博弈模型实际上是三人博弈模型的简化。而三人博弈模型在现实生活中比二人博弈模型更加贴近现实,更具有解释力。分析三人博弈模型的结构及其理论意义,并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对三人博弈模型的应用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简介：欧盟于2008年通过2008/101指令将国际航空排放纳入其排放交易体系,即EUETS。欧盟这一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抗议之声此起彼伏。为此,美国航空运输协会、美国航空公司、大陆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于2009年12月16日在英国高等法院联合起诉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主张2008/101指令违反有关国际法,因此是无效的。于是英国高等法院将该案提请欧洲法院作出初步裁决。欧洲法院经过审理认为,2008/101指令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不存在影响其效力的因素,因此,指令是有效的。虽然美国航空业挑战欧盟指令的尝试失败了,但是这也为我国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示,以便有效地在国际航空减排中争取应有的话语权。

简介：国家统治与地方自治问题是最典型的宪法问题之一。地方自治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它是自由的人行使权利的结果，而不是外力强加的制度。国家统治与地方自治这种关系典型地反映了博弈理论。我国百年来的地方自治实践，片面理解地方自治是“权力下放”，这与地方自治的本义完全背道而驰。中央与地方关系，应以合作和依赖代替对立，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参与愿望，确立起一种合伙型和合作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简介：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和利益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是通过法治化的民主、博弈机制不断解决矛盾、化解利益冲突，使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利益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人与人的关系相对公平，史往相对有序的社会。为此，需要法律确立和保障博弈各方的知情权、结社权、表达权和救济权，以为构建权利、权力的法治化博弈机制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

简介：活法理论是奥地利法学家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思想的根基。活法来源于社会本身，它是社会联合体的内部秩序。国家法只是整体的法的一部分，它无法涵盖所有的法律。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制定法的同时，立足于社会事实本身，提倡法官的“自由发现运动”，注重司法解释、法官的司法经验及社会惯例，并赋予其基于社会发现与法律事实的自由裁量权，使国家法与活法实现良性互动，对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及司法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简介：学术界一般认为，宪政最早起源于西方的古希腊与罗马。然而，通过对古代近东地区传世法律文献和考古出土泥板等史料的阅读，笔者认为，近现代宪政固然直接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其因子却可以追溯到古代西亚两河流域。这种宪政因子是在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城邦国家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

简介：罪刑法定、法益侵害、罪责主义这三项教义刑法学原则既是刑法谦抑精神的体现,也是刑事法治的根基。风险刑法理念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本性,并与此三项原则产生了颠覆性的冲突,易对公民自由造成不必要的威胁。刑法谦抑并非无原则的限缩与不为,而是基于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内在规律,有所为有所不为。推进国家治理,刑法当然有其自身的使命,其需应对社会整体风险的刑事政策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刑法具有其独立性,不应沦为政策的附庸。刑事法治视域下的刑事政策应该受到谦抑性的节制。针对抽象危险犯,在刑事立法上对风险进行审视和筛选,将严重侵害法益的危险予以犯罪化。在司法过程中,不能绝对排除个别情形下危险的认定,被告人如若有证据提出反驳,便应通过但书的实质解释将不存在实际危险的行为出罪。

简介：近日发生在杭州的富家子飙车肇事案引起了境内外人们的关注。在对此案的关注之余，笔者冷静地思索了公共安全与机动车驾驶路权的冲突问题，认为驾驶路权是占有公共道路资源的一种特权，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以不妨害公共利益为前提，否则就必须加以限制．于是建议参照关国的相关立法，呼吁中国尽早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刑法》，增设限制“飙车”的条款，依法封飙车行为进行规范。

简介：经济的改革、社会的转型、利益的分化、“发展综合症”和制度的缺失使得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断裂，损害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宪法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危机防范机制，是社会的安全阀门。在改革共识破裂的情势下，应该以宪法作为社会的根本共识，通过完善表达、博弈、协商等宪政机制为各阶级、阶层在自治、妥协与合作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奠定制度基础，实现动态的社会和谐。

简介：调解或者判决作为司法产品存在供求平衡问题，在宏观层面，调解、判决供给过量或不足，将扭曲司法资源的配置，导致司法无能或者司法失效；在微观层面，法官提供的司法产品不能满足当事人的效用，则或者走向强制调解，削弱其正当性基础，或者案结事未了，申诉上访不断。本文因此尝试在博弈论视角下探讨判调结合的纳什均衡状态及其形成条件。

简介：深圳福田区警方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示众处理的行为属于羞辱性法律惩罚。根据“信号传递-合作”重复博弈模型的分析，羞辱性法律惩罚是一种信息沟通机制，通过传递非合作者的身份信息以便利惩罚与’威慑，同时表明国家权力执行者的合作者身份、确保权力运作的合法性。但是，由于存在惩罚程度的模糊性与“次群体”中的反信号问题，羞辱性法律惩罚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甚至会产生负作用，因此已在历史上逐步消亡并且在现代社会中也是不可取的。

简介：大气环境容量资源作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其在资源配置中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国家以经济法的形式干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配置。考虑到政府干预界限应该与法治能力相一致，大气污染控制制度设计应界定政府经济人界限，合理进行收费权、处罚权等部门配置，避免部门争权夺利而影响监管效率；界定经济法干预成本界限，定量化对比政府干预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选择理性干预；加大大气控制制度处罚力度，处罚数额高于其治污成本的2倍以上，保障制度的有效性；实现大气污染总量控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有效控制大气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简介：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简介：遗传资源是一种决定人类生存与持续发展的根基性要素与战略性资源，伴随着遗传资源生物研发技术的迅猛发展，遗传资源知识产权及其惠益分配问题已日益受到关注。当下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面临失衡，从表面看，是遗传资源分布与遗传资源价值评估的失衡；实质则是国际社会利益博弈的失衡，一定程度反映的是欧美文化与目前处弱势的传统部族文化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要实现公平分配．“关民共享理论”是其中的法理基础，“遗传资源的提供行为”的价值评估为其提供现实基础。无疑．建立公正有效的遗传资源利用及其知识产权惠益分配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保护及博弈能力，对于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惠益公平分享，有重要意义。而这也是对当前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检验．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生发于传统、深入到生态治理”的视角。

简介：随着生态文明的演进，生态利益博弈已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博弈的新领地。借助新型法律制度，如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的控制，争夺国家话语权已成重要目标，且已经成为提升与促进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组成部分。《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从这一视角进行了系统研究。一方面，借助对“遗传资源、生物剽窃”等基础性概念内涵的界定，为遗传资源获取知识产权惠益分配等核心问题的系统探讨奠定前提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探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遗传资源多样性保护等问题的研究，系统论证了遗传资源领域国家话语权与国家利益。从而在为我国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战略配置与对策设计提出建议的同时，也从“遗传资源一知识产权一环境利益调整一国际利益博弈”的思路逻辑层面，为新领域的国家话语权博弈、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研究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