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审计报告是审计业务关键的可交付成果。本文结合国际审计准则关于审计报告部分的变化内容,立足于我国民间审计与民间审计报告的困境,从民间审计报告内容、民间审计报告形式、民间审计报告责任三个维度出发,提出我国民间审计报告改进需要从信息数量和信息质量以及文字表述方式扩充报告内容,需要通过图表、数据等方式改进审计报告形式,需要明晰报告出具过程中的责任,从而更好的满足报告使用者的相关需求。

简介：通过六省百强民营企业120个样本的分析，发现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路径有两种类型：从创业者的早期工厂发展而来的“自办型”，从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改制而来的“改制型”。两类企业各有两个创业高潮：自办型企业多在1980-1988年和1992-1998年创建；改制型企业多在1984-1988年和1990-1994年间，由“能人”厂长（经理）走上负责人的岗位并进入快速发展期。在1993-2001年和1993-2004年，两类企业分别进行了公司制改造和民营化改制。民营经济创业者的成规模涌现得益于当时果断的政策改革。根据上述分析，创业热潮的出现与政府实施符合市场逻辑的政策举措密切相关。

简介：民间金融是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一种非正规性金融安排。民间金融一方面对促进市场机制发育、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和促进金融机构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的存在也潜伏着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民间金融存在着法律地位不确定、监管缺位、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等问题。可见,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已经刻不容缓。在温州市金融办的支持下,调查研究温州民间金融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和主要特征,以及现有监管模式下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温州民间金融动态监测体系的方案。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针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如何调控、引导和发展民间投资，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是投资管理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当前，随着全民经商，大众创业，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加快推进，民间投资增长迅速，

简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们的专利话语，而越来越成为普通人谈论和关注的时髦问题。受到国内传统政治教科书的影响，许多人认为经济周期作为一种现象，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社会弊病；作为一种理论，则言必谈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或者太阳黑子周期……那么问题就来了.

简介：9月27日，由甘肃定西市市委、市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扶贫论坛”在当地举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表示，反贫困问题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要以机制创新提升扶贫开发的效率效果，加强产业开发和市场性开发，

简介：经济学家、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告别7%时代。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和调整,在解决当前发展中的一些瓶颈因素,如地方政府懒政怠政、融资成本过高、淘汰落后产能过慢、清理呆账坏账过慢等之后,中国经济仍然能够焕发青春,回到7%以上增长的时代。自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2015年第三季度,GDP增速降到了6.9%。

简介：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大陆及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专业化模式。长期以来,关于亚洲出口增长的源泉一直存在争论。其中,一支文献强调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它们认为这类改革使亚洲国家在制造业中的潜在比较优势得以显现;另一支文献则将亚洲的成功归因于政府干预。首先,本文将中国大陆比较优势的演化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对比;随后,分析了东亚、东南亚国家行业比较优势和资本积累的短期关系。本文发现,国家层面的资本积累和特定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存在很强的关联,两者的关系近似于＂倒U形＂。中国大陆趋向于在一个比其他经济体的人均资本都低的水平上达到比较优势的顶峰。最后,笔者讨论了本文的发现对于解释有关＂亚洲制造业出口，

简介：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历史上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突破的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会大打折扣吗？经济学家、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即中国作为大国,增长潜力比小国更大。原因是,中国经济内部相当于一个小世界,有巨大的内部贸易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简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放缓现象,出现了一些中等收入陷阱特征。文章对我国经济增长、人口增长、收入分配、教育及科技创新的现状进行了阐述,同时对我国目前成功跨越陷阱所存在影响的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随后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得到居民消费水平、科研支出、贫富差距、社会人口总负担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相关性。最后提出建议：扩大内需产生源动力;产业转型保证核心支撑力;缩小贫富差距,探寻人口动力突破点,以期早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简介：为适应经济转型以及提高自身竞争力，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逐渐兴起，而其中，技术获取型OFDI占据主要地位。本文依循产业选择一区位选择一进入模式选择路径，归纳总结了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OFDI的特点与现状，分析其在上述三个环节中的策略选择，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简介：地下经济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从应用层面上看,这一研究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政策空间集合来帮助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地下经济的挑战。文章系统地讨论了中国经济转型条件下地下经济治理的多种路径,并对其可能达到的效果以及约束条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简介：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本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得出城镇登记失业率、社会人口抚养比、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我国居民储蓄具有显著影响,且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社会人口抚养比中老年抚养比的影响更大。

简介：第25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过后,媒体人王恺在微博上发文称：“金鸡百花奖简直比上世纪80年代还烂,充分体现了资本和权力的合谋：资本选择明星,选择票房,选择颜值……这个与现在的春晚一个套路。”

简介：构建中国反腐败理论制度体系，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动摇；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营养，必须在充分总结中国古代社会反腐败经验教训基础之上，深入研究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腐败的特点，构建中国反腐败理论体系．

简介：中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直明显低于国际可比水平,本文尝试从FDI行业分布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中国服务业部门的对外开放一直受到较多限制,由此导致制造业FDI比重偏高,而服务业FDI比重较低。我们使用2002-2014年各省数据对FDI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的增加抑制了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FDI对服务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其作用机制源自外资企业大量进行出口加工贸易,使得其本地产业关联作用较弱。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服务业比重偏低的问题,并且为促进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未来应当通过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打破行业垄断,创造竞争性的体制环境,来推动我国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简介：本文针对中国转型式增长的特征,基于Barro的理论模型,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支出和对外开放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中国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别检验了全国范围内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和对外开放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二者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直接影响以及交互影响效应。最后,在研究基础上对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给出了积极的政策建议。

简介：绿色发展理念下,对我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定量测度与评价需考虑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化和对外贸易与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以2002-2012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BCC框架下的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中国2002-2012年区域生态效率,并使用Malmquist指数分析中国2002-2012年生态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进一步以面板非线性Tobit模型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地理分布上,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局面;在时间变化上,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通过Malmquist指数分解发现生态效率改善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在不断减弱;对外贸易显著促进了生态效率的增长,而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效率有影响但不显著,说明环境规制不够严格使生态效率改进达到拐点.对外贸易和环境规制对各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不一致,对东部和中部区域的影响较西部区域更为显著.因此,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来倒逼企业提高生产率,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形成,将有助于区域生态效率提升,推进经济绿色发展.

简介：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基准样本,然而,其中企业上报的资本存量并不能反映企业的实际资本存量。通过区分固定资产净值和固定资产原值两类不同的名义资本,改进企业名义资本增长率估算方法以及纳入历次工业企业普查信息,将企业名义资本存量向真实资本存量方向调整。估计与分析表明：（1）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对企业实际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更为合理。（2）企业实际资本存量与名义资本存量存在着系统性的偏离,这种偏离与企业年龄有密切关系,企业成立时间越早,名义资本对实际资本存量的偏离程度越高。研究不仅对于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生产率、国际贸易、资源配置等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而且有助于指出生产率、国际贸易、资本深化、产能过剩以及资本回报率等研究方面的隐含问题。

简介：在考虑声誉资本的基础上，依据研发投入结构将企业分为研究型与试验型企业，采用数理模型对如何缓解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失衡问题进行探究。分析发现，试验型企业质量提升会促使其进行基础、应用研究，而研究型企业质量提升对其研究投入形成抑制。我国公共服务不完善、贫富不均与消费观扭曲的状况愈发严重，进而形成了创新绩效上的“马太效应”。此外，声誉效应会加大企业从事研发的动力。因此，调整企业研发投入结构时，政府一方面可以完善声誉甄别机制，引导企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在创新初期适当参与基础、应用研究，同时应加强现有专利保护制度，健全质量甄别机制，引导消费观念调整，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诱使企业踏上研究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