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建国后,我国进行了两次汉字简化改革,也即对汉字符号、符形进行了创造和改造,满足人民群众书写、认读的传播需要。从机构演化、准备酝酿及标志的对比来看,两次汉字简化改革在对待汉字简化的复杂性上显现审慎与随性的不同策略。两次汉字简化对符形的减省上使简化的汉字降低书写、认读的难度,加快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但两次汉字简化遵循约定俗成的程度不一,致使新符形与旧符形、简化后的新符形之间形成新的区分难度,特别是意符的简化损害了表意文字固有的内涵特征和文化意义。而在简化改革的技术选择上,虽然采用了相似的'精英—民粹—精英'的技术路线,但两次简化的路径选择上有较大的差异,一次是较为成熟的约定俗成的学术取向,一次则是恣意放大化的民间路径。
简介:以学科史的研究视野,从概念的译介、研究和教学实践以及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项目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从195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十年我国对美国CreativeWriting(创意写作)的接受和传播情况。从1959年起,台湾的作家已经接受了美国CreativeWriting的学科训练;1970年代起,CreativeWriting已经被翻译为“创造性写作”,进入1990年代后翻译为“创意写作”的趋势逐渐增多;从1980年代中后期起,大陆学者受各种思想的启迪。开始研究本土化的创造写作学,而我国台湾、香港的基础和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在开展创意写作的教学和研究。特别是,在安格尔和聂华苓的主持下,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坊”“国际写作计划”深刻影响了两岸三地的作家,并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陆创办作家班以灵感和启迪。对CreativeWriting接受谱系和传播过程的历史分析,实际上修正了相关学者认为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引介元年为2004年或2009年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