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感兴'是中国诗学传统中的一个独特的范畴,在它身上凝聚着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智慧与审美体验方式.作为一种生命论的诗学,我们的先辈历来将诗歌创作和欣赏视以为人的生命活动.如果说,'情志'构成了这一生命活动的本原,那末,'感兴'便是诗歌生命的发动.正是由于'感兴'的发动,'情志'得以向意象和意境转化,人的审美体验和诗的审美内核才得以生成.所以讨论中国诗学,不能不给予'感兴'以特殊的关注.

简介：岳珂（1183—1243年），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肃之、了山，号亦斋、东几、倦翁、棠湖翁，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侨居九江；是抗金名将岳飞之孙，敷文阁待制岳霖之子；历官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知嘉兴府，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权户部尚书、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使兼守当涂等。岳珂著述甚富，传

简介：梳理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众多的文学史研究者总是选择一种历时性的宏观社会历史框架作为文学研究的总体性原则和依据,将纷繁复杂的各种文学思潮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文学表象和文学隐喻进行线性的时间阐释,并形成一种惯性力量横亘在文学研究的肌体中.

简介：王阳明在建立自己的学说之前,曾对道教的内丹修炼有过深入实践。返归儒家后,又曾以良知说对丹道做出解读和解构,然而这种批评却意外地解决了道教理论中的某些问题,给道教内丹说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刘一明为代表的道教人士吸纳良知说,推动了清代道教思想的发展。

简介：华东师大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在今年年初成立，6月10日该所召开了“文学经典的重释与普及”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国内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界著名专家、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以及该研究所师生60余人。彭卫国社长代表上海辞书出版社向会议赠送了《外国文学鉴赏词典》第一卷。

简介：晚唐五代诗格的大量出现是“儒者”主体意识与诗风极盛背景相结合之产物。与以科举为导向的经学教育相交织,诗成为孤寒沉沦之士修身立心之要途。作为诗歌创作形态的“苦吟”也因此被赋予了彰显儒者之心的深意,形成了风骚雅正的基本诗学思想。同时,又将以《毛诗正义》为核心的“比兴”“讽刺”理论加以拓变,形成“物象比”“内外意”等新批评概念,对晚唐诗的重立“意”以及隐喻化和象征性思维也有深刻影响。进而,又从“诗道”与“格调”两大层面提升了近体的诗学、诗史地位,其在唐诗学形成中的独特价值不容抹杀。

简介：林纾古文小说处在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雅俗格局转换之间，是将之纳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雅俗格局内来完成的，即试图实践中国古代文学中“雅”的小说——这一完全崭新的事物。在创作实践的层面，林纾虽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既定的形式，但也找不到更多新的途径，呈现出尴尬的境地。林纾古文小说创作与五四新文学的小说实践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为中国古代雅文学内部的有限调整，一为在西方文学系统中横的移植——从而显示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固有的丰富性。

简介：我国古代婚俗现象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沉淀,嫁娶礼仪约定俗成,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和文化。从文学、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来看,古代婚俗文化有其独特研究价值,对于溯源人类繁衍的历史进程、动态,及其礼制、风俗,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等研究,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相对开放的历史阶段,人们的婚俗习惯和生活趣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礼教的严格束缚,

简介：九十年代以前,学界大体认王元化是学贯中西的文艺理论家。然学界大多忽略,真正纵贯王元化文论演化七十年的思辨方法,是源自前苏联的＂日丹诺夫主义＂。王元化撰于1939-1940年的《鲁迅与尼采》、《现实主义论》证明＂日丹诺夫主义＂是其初述文论的理论基点。以1943年为时间起点的＂第一次反思＂,表明王元化开始质疑＂日丹诺夫主义＂有掩抑作家人格力量之嫌,但并未提升到方法论水平去否定＂日丹诺夫主义＂,这就为其六十年代撰《文心雕龙创作论》时全线复活＂日丹诺夫主义＂埋下伏笔。1976年王元化从黑格尔美学觅得＂知性不能把握美＂与＂情志＂两大命题,本可在理论上一举掀翻＂日丹诺夫主义＂的文艺＂本质论＂和文艺＂功能论＂,从而成为改写中国现代文论史进程的领军人物,但因其当年受囿于＂日丹诺夫主义＂的那块反映论哲学短板,故痛失历史机遇。

简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是孔子在原始经学时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且完整的经学诠释学命题。关于这个诠释学命题的提出，孔子是受动于血缘宗法制信仰的推动。而没有给出逻辑的论证，因此孔子以一个独断论的诠释学命题封闭了“六经”文本。把“六经”负载的意义在绝对的遵循中诠释为绝对真理——周公礼乐制度，同时也为自己塑造无冕素王的圣人形象提供诠释学意义上的必要性准备。西方基督教的释经学关于《圣经》的诠释有着重要的自解原则，中国经学诠释学对“六经”或《十三经》的诠释也有着在信仰上构成的自解原则。而经学诠释学自解原则告诉我们，“述”的字义与词义是“遵循”．“作”的字义与词义是“制作”与“兴作”。杨伯峻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过度诠释为“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从而把一个经学诠释学命题降解为文学诠释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