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更为直截了当地说,当前这个论题应当是:在传统音乐面临的危机中,我们应该做什么?一个“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历史悠久、领土辽阔的、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在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遗产问题上,我们不仅上对祖先,下对子孙万代负有直接义务;面向世界,对人类文化史中这一笔精神财富,也负有历史责任。

简介：本文通过对中、西音乐的传承方式的所长、所短进行分析,提出了在传统音乐的教学与艺术实践中,如何处理中、西音乐传承方式的关系的几点建议

简介：<正>为保护我国优秀的戏曲文化遗产,2005年1月21日至2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全国艺术研究院所在京召开会议,会议就关于建立《中国戏曲剧种音像库》、影印出版《清代地方戏珍本丛刊》以及编纂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的具体工作事宜做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协商,就以上项目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副院长刘茜、高显丽,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刘祯、贾志刚、刘文峰以及来自

简介：梅兰芳搜集、保存的戏曲人物画数量较多,其中不乏名贵而罕见者。梅兰芳的戏曲人物画收藏,一方面来自家传,反映了他继承和坚守遗产的毅力;一方面来自他长期的主动搜求,反映了他对戏曲人物画价值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梅兰芳搜集、保存戏曲人物画,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自觉意识越来越凸显的过程,这不能单纯看作个人嗜好或是为了自身技艺精进而不得不如此。

简介：21世纪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世界的一种普遍呼声，而且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十五”期间，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诸多讨论，如：保护工作究竟应该如何开展？保护对象是作品，还是艺人，抑或是与之相关的民俗礼仪？

简介：<正>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浩如烟海,蕴藏着宝贵的财富。近十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进行的民间歌曲、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民族民间器乐曲四种民族音乐集成的编纂出版,为人们了解、学习和研究民族音乐遗产,提供了极好的文献资料。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音乐,也得到了继续流传、发展。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系统地编辑好无愧于我们时代,并能传之后代的民族音乐集成,120卷集成巨著的编辑、出版在我国音乐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作为集成本首卷出版,较充分地体现了集成既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又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是有效地保存民族音乐遗产的一项重要措施。一

简介：（本刊讯）恰逢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法国马赛爱乐乐团在其新任统帅、著名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的带领下首次访华。近日，乐团访问济南、上海、深圳、广州、北京五个城市，为中国观众献上了一场场精彩的音乐会演出。法国马赛爱乐乐团（马赛歌剧院乐团）成立于1965年，是法国当今最重要的歌剧乐团之一。乐团演出曲目涉猎广泛，囊括大量的古典与浪漫主义时期作品和二十世纪现代音乐，包括伟大的先锋作曲家梅西安、托马西、迪蒂耶、弗洛伦茨、卡彭特、巴伯、伯恩斯坦、格什温等。

简介：江永是康乾时期学术由宋明理学转向考据学的关键人物，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律学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文章通过分析江永不同时期的律学著作，系统梳理了他从最初排斥十二平均律与三分损益并创立“今律”，到晚年时放弃“今律”转而接受十二平均律的律学思想发展过程，并分析了他能接受十二平均律的两方面原因：一是从江永极为重视的返宫标准上看，十二平均律比“今律”更加完善；二是江永在接触十二平均律之前，就认可河洛之学与方圆相函理论在律吕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朱载靖十二平均律也正是在这两种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源头的一致性，使得江永容易理解朱氏新法的内涵，他提出十二平均律的几何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简介：<正>律学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自二千多年前,我国有了三分损益法后,不少律学家为探索一种能以十二律循相还宫为目标的新律,而相继努力,曾取得了卓越成绩。其中,尤以明代朱载堉首创之十二平均律——新法密率,贡献最大,举世瞩目。朱载堉在什么条件下,又在什么影响下取得如此成就的?言人人殊。一种观点认为是“数学发展的结果”。其实,朱载堉新法密率的理论中,只涉及数学的勾股定理及开方术,而这些算术,早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成书的《周髀算经》一书

简介：应萨尔茨堡国际音乐节之邀，今天6月，由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著名指挥家李西林教授任团长、四川音乐学院歌剧与艺术管理系主任肖斌任团长助理、四川音乐学院声乐二系副主任张莉任声乐指导的川音女子合唱团参加了音乐节的开幕式表演。这支合唱团演唱的《茉莉花》、《熊猫的摇篮》、《一个妈妈的女儿》、《乘着歌声的翅膀》等中外经典歌曲，令中国的川音女子合唱团成为音乐节上一道最神奇的靓丽风景线，不但征服了挑剔的奥地利观众和莫扎特音乐学院的师生们，还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乐迷和当地华人的高度评价。

简介：朱载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五度相生”这一概念术语,但是,他在《律历融通》《律学新说》《律吕精义》中所阐发的一系列有关“五度相生”的内涵原理是明确清晰的,诸如黄生林、林生黄……,黄生仲、仲生黄……,以及“四折去一”“三折去一”等。由此证明,朱载堉的“新法密率”是摈弃“三分损益”、运用“五度相生”的结果,缺少“五度相生”这一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生律基础,“新法密率”无疑也就失去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