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及其后世受封“史通子”以来,中国史学史上著述通史及以“通”命名史籍者就多起来了,以古代史学而言,编著通史者有梁武帝、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等;“通”命史者有《通史》、《史通》、《通典》、《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文史通义》,等等。而在司马迁之前,《世本》、《竹书纪年》等也是通古今,只是未以“通”命名而已。近代以来,著述通史者更是继踵出现。看来,中国史学有个通古今的古老传统。故章学诚有“通史家风”之说。白寿彝先生很重视这个传统,既著文评论又身体力行。今值白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及八十寿辰之际,我想试谈多年来面聆先生教言的一点心得及研究“通”的传统的肤浅体会,借以祝福先生寿高泽长,并祈教正。
简介:十年前,笔者应邀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全球历史观”的困局与机遇》。文章提出我们在欣赏巴勒克拉夫等人的远见卓识,早在1950年代就提出的“全球历史观”的同时,不能对“全球历史观”所面临的多种挑战视而不见。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全球历史观”的影响力依然有限,没有能够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精髓;第二是时代背景的转换对“全球历史观”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对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进展视而不见,不能仅仅体现为对非西方国家历史公正阐释的追求,而应该体现为对“西方中心论”和原来意义上“全球历史观”的双重超越;第三是应对当时迅速崛起的全球化的理论探讨对“全球历史观”构成的理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