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章以北京市某基层检察院C院行刑衔接工作为视角,对监督专业化背景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审视,从明确定位、法律适用、证据创新、加强交流等方面提出完善路径,以期完善行刑衔接机制,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简介：目的：了解大兴区非法行医治理现状,为制定整治对策提供依据。方法：对2011-2012年大兴区非法行医整治工作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结果：2年间共取缔427户次,立案处罚151起、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12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93起,与行刑衔接开展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05）,综合治理使得非法行医初步得到遏制。结论：借助行刑衔接机制,初步解决了在打击非法行医工作中经常遇到的调查取证难、行政处罚与执行难等一系列制约卫生行政执法的难题。应将行政处罚作为目前治理非法行医的有效手段,以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和案件移送的成功率为切入点,及时将那些明知故犯、无视病人生命与健康权而再次非法行医者绳之以法。

简介：我国食品安全案件＂行刑衔接＂程序基本法缺失,相关规定多散见于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尚未形成完善的程序机制。＂行刑衔接＂程序机制在发起主体、移送材料、立案监督、判后执行等方面存在不足。＂行刑衔接＂程序机制不应是单向的＂流水线式＂作业模式,而应是包含监督、制约、救济在内的＂网状式＂作业模式,应确立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程序机制中的主导地位,赋予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构建多方位的、立体化的运行模式。

简介：中国传统行刑文化及行刑制度与儒家传统慎刑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蕴含于其中的合理性因素，如鼓励宽仁治狱；法、理、情相统一的囚犯教育感化制度；录囚制度等。文章旨在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行刑文化价值核心及其对古代行刑制度的影响，探索其中的合理成分，为当前的行刑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简介：我国现行行刑衔接机制存在监督机制薄弱的问题。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行刑衔接监督主要依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实现,但该种监督存在职能定位不清晰、缺少强制性监督措施等不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监察委通过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实现了对公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可以从监察范围、监察线索来源、监察措施等方面对行刑衔接监督机制进行完善。

简介：在内幕交易案件的刑事诉讼中,由证券监管部门出具的行政认定意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一般包括了内幕人、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止日期、违法所得的计算等影响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要素。关于行政认定意见的争议普遍存在于内幕交易刑事诉讼中,也是司法实践中广受关注的控辩争点。通过分析行政认定在内幕交易刑事案件中的辩方困境问题,认为证券监管部门的行政认定在形式、内容、启动程序等方面尚欠缺统一规范。因此,在行刑衔接的背景下,应完善对行政认定的司法审查,避免行政认定意见中循环论证的逻辑缺陷,明晰内幕交易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法律解释、证据标准等方面的区别及衔接,实现对内幕交易违法犯罪的准确认定与处罚,提高司法质效。

简介：随着我国法治理念和法治事业的深入推进,尤其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监狱行刑领域的法治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和国家治理创新议程。依法治国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凸显,其对于监狱活动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行刑法治＂既是对于行刑活动规范化要求和法治化构建的重要概括,也是我国现代监狱实践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立足于监狱行刑的基本理论,着重从学理层面探讨行刑法治的基本内涵、具体内容和重大意义,为监狱领域贯彻法治思想和法治理念寻求理论支撑和价值引导。

简介：【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行刑的人道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社会的行刑应是具有人性底蕴的，公正、谦抑、人道是现代行刑运作的三大价值目标。当代中国监狱行刑人道化应该追求罪犯权利保护、罪犯处遇和监狱文化。本文通过对监狱行刑中人道化管理的具体措施的介绍和人道化管理相关问题的探讨来进一步研究监狱行刑过程中的人道化。【关键词】人道化罪犯权利保护罪犯处遇监狱文化

简介：行刑法治的价值结构重心在于保障罪犯人权而非维护行刑秩序,不同法律渊源组成的开放、动态和稳定的行刑法律体系是行刑法治工程的根基和保障,廓清和剖析行刑法治的途径为行刑法治的深层次推进创造了前提条件.

简介：刑罚执行社会化是刑罚执行中注重社会因素在行刑中的作用，使罪犯易于复归社会。西方国家在行刑社会上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西方国家行刑社会化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我国在行刑社会化上已有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简介：报应刑植根于人报复的本性，反映了人类对正义的追求，但它本质上也是一种“以恶制恶”，因而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刑事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装置，随着公权力的介入，虽更能体现公正和效率，但也越来越偏离解决争论的诉讼目标。由此，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尤其在监狱行刑活动中，有必要引入复和正义以弥补报应刑和报应性司法的不足。

简介：行刑社会化是罪犯由监狱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减轻和避免罪犯直接从完全封闭的监狱到完全自由的社会不适应性，是罪犯回归社会的重要环节。自其诞生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就其利弊存在的纷争一直未断，行刑社会化至今仍是一项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的行刑制度。但行刑社会化所反映出的行刑人道主义、行刑效益思想及其教育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契合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思想，体现了行刑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向。随着人们刑事司法观念的逐步转变及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在吸取以往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行刑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将更趋成熟和科学，将更为注重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的有机协调，其必将在我国获得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所以研究监狱行刑社会化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需要的现实意义，本人认为要做好监狱行刑社会化工作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简介：<正>在监狱行刑视域中,刑罚的教育使命广为接受,教育成为现代监狱行刑的合理内核。作为行刑机体的灵魂,教育矫正建立在对罪犯悔过迁善的预期之上,其印证了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工具价值,以此为典型标识的教育刑正居于狱政哲学的核心。在教育刑的引领下,监狱行刑的矫正模式具有明显的教育学意蕴。

简介：刑罚个别化理论以罪犯人身危险性为核心,主张个别预防,强调刑罚执行方法、方式多元化。刑罚个别化包括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行刑个别化是刑罚目的之于行刑的个别化要求,是教育刑理念确立的成果。行刑个别化原则溯源,刑罚从报复刑、威慑刑、等价刑、报应刑,走向矫正刑、折衷刑。行刑个别化具有教育功能、感化功能,与＂刑罚经济＂相呼应,也是有效避免短期自由刑产生各种弊端的对策之一,并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个别化处遇、个别化教育之完善,最后提出行刑个别化要正确理解和处理三种辩证关系。

简介：今年3月8日。胡长清在江西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因贪污而被处以极刑的省级领导干部，所以备受人们的关注。然而胡长清是怎样从一个身居要职的国家领导干部一步步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的呢?就在胡长清伏法的前一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记者在江西第一看守所采访了他。

简介：监狱是磁性极强的文化场所。社会的各种文化交汇其中，对监狱的行刑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而在当代社会转型中的以法治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红色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文化，被监狱积极而富有成效地导入行刑的领域，用于对罪犯心灵的重塑与人格的再造，并提升为监狱改造罪犯的一种手段——文化改造的手段时，如果将我们思考的角度予以切换，会蓦然地发现，文化不仅是监狱用于“改造罪犯”意识与行为的物态与形制，而且也是罪犯享有的权利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项权利（文化权利），一种融合于罪犯法定权利之中的特定权利。

简介：午时三刻，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古代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钌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人们迷信的看法，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以及和他被处死有关联的人员。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抑制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古人习惯在“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简介：罪犯的人权是国家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的人权保障一直是国家人权保障最为核心和敏感的部分之一。现实中存在侵犯罪犯权利现象，因素复杂。罪犯权利的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行刑价值，应当予以特殊重视。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社区矫正写进刑法典以后,学界开始热议行刑社会化的益处,倡导积极推进监禁刑的变革。事物过热之时往往需要冷思考,以避免过犹不及的后果。首先,监禁刑的变革不可能背离正义原则太远,因为正义具有独立价值,民众具有强烈的正义诉求。其次,矫正要有正当性根据,要兼顾刑罚的其他价值目标。因此,监禁刑在短期内不会全面褪色,行刑社会化的推进要遵循文化先行的原则。

简介：监狱允许经严格把关进入开放性处遇级别的罪犯参加监狱组织的社会劳务承包或其他社会劳动,监狱设置开放性处遇级别实际是在罪犯出监早期进行适应社会教育,　　由于监狱行刑的目的在于改造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