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我国农村已经进入建国以来第三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三农的形势依然严峻,农业只是恢复性增长,城乡差别的趋势还在扩大,农民(农民工)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我们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归根到底,三农问题的本质是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或者说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问题的实质没有根本突破,窒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农民工等一系列新生事物的持久活力。所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农村必须进行第二步改革。第二步改革必须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因而是全方位的,内容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农民工体制、粮食和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农村公共服务和基层设施建设体制、县政体制以及筹建新农委。
简介: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不可能离开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外生性发展战略,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任何内生性发展战略的新举措都不能替代这个战略任务。中国农民就业转移的增长,在90年代末期逐步减缓和相对稳定下来,但这个时候正是农民耕地被大规模占用的高潮期,可能引动重大经济社会矛盾的基因已经蕴含其中了。同以往工业化历史的类似事例进行比较考察,工业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第一产业就业率的大幅下降,而中国现在出现的情况至少是一种并没有找到充分合理解释的反例。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不等价交换行为实现的,农民已经为这个过程付出了巨大的补偿损失,不应该再付出自己的发展代价。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性质、内容、形式和特征等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由此也产生了后“三农”阶段的一些新问题。首先,政治身份与所有制关系变化的可能前景,是创制农村土地的公共所有制;其次,由于农村基层民主本身必然产生相应的权力,需要创制与城市不同的农村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第三,“三农”平等与否的比较参照是城市,这已经成为事关城乡全局的主要社会矛盾,并在城镇化建设中得到综合而突出的体现;第四,农村发展需要建设新型的现代农业形态,但却存在许多复杂的麻烦和困难;第五,农村的代际转型将持续保有数量巨大且流动不居的后备就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