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印度古代医学体系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胎相观,即“生命吠陀”的主流是“十月成胎”,而佛教医学多坚持“七日一变”,但这两种理论之间又有联系。印度的“十月成胎”说,在中土的遗存主要体现於宋明传本《耆婆五脏论》之中。《耆婆五脏论》译成汉文以後,被附益了中医五脏理论。其妊娠学说内容赖《妇女大全良方》以及明代诸医书保存至今。印度的“七日一变”说,则被《简易方》、《普济方》、《医方类聚》、《证治准绳》等所引述。这些反映出印度的“十月成胎”与“七日一变”对中医着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另外在《洗冤集录》、《本际经》、《三元延寿参赞书》、《父母恩重难报经》以及《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等之中留下了痕迹,这说明中土民间对此也有所接受。但是从本质上讲,印度的这两种胎相观的影响并不深入,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医的主流胎相理论。此外,“十月成胎”与“七日一变”对藏医学均有影响,特别是在“七日一变”说的基础上,《月王药诊》、《四部医典》和《四部医本》等典籍结合藏医学知识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简介:现代汉语中使用越来越频繁的"一+量+形"结构虽采用"数+量+形"结构的形式而与一般的"数+量+形"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一+量"并不是对"形"进行计量,而重在对"形"进行形象的描写和意象的勾勒,使其实体化、形象化、生动化。它的性质已跨出数量构式的范畴,"一+量+形"构式是在数量构式"数(任意)+量+形(可分析性)"的基础上,随着"量"被主体认知衡量时其主观性的增强,最终为了满足说话人特定的修辞意图——增强语言描绘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而定型化、构式化的。其得以构式化的关键前提——"一+量"从表客观分析计量到表主观整体限定最终虚化为"感知强化标记",从自由形式转变为黏着形式,从客观意义转变为主观意义,也是出于语言描绘形象和提高想象表象生动度的需要。可见,语言描绘形象的功能正是促成语言中某些语法结构、语法范畴得以形成的关键修辞动因。当然,这一修辞动因的实现也有着坚实的语义基础。
简介:句法-语义的接口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将句法结构和题元角色所组成的语义结构糅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句法-叙事结构,对句法-叙事结构的研究可以涵盖句法和语义两个抽象单元。及物-叙事结构属于句法-叙事结构范畴。及物-叙事结构的结构能产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主要由分布普遍性、类推性和转换性体现出来。及物一叙事结构的语义自然性是指结构本身所传达的语义符合人们的思维惯势和经验结构,其中包括及物一叙事结构的叙事象似性和叙事典型性。及物-叙事结构的结构能产性和语义自然性有它们的认知理据;结构能产性和语义自然性高的及物一叙事结构符合人们对结构句法部分和叙事部分以及叙事部分各组成成分之间匹配度的心理要求,是人们比较熟悉和使用比较频繁的语言形式,具有在认知上激活其它表达式的能量和潜在力。
简介:甲骨卜辞时期,个体事物主要有“数+名”、“名+数”、“名,+数十名,”三种计数方式,“名,+数+名。”是“名+数+容器量词”、“名+数+集合量词”类推的产物,拷贝型量词是个体量词的最初形式。西周以后,拷贝型量词被一般名量词替代,量词观念开始建立。量词产生后,在不可数名词的数量结构的类推作用下数词后面添加量词成了一种规范。汉语“数+量+名”结构由不可数名词的计数结构“数+量+名”类推而来,同时也是汉语内部自我调整的产物。两种不同的语序“数+量+名”和“名+数+量”基本语义相同,均可用于计数和描写,只是表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但这种区别仅仅是倾向性的。因此,“名+数+量”和“数+量+名”具有相同的话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