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二战时的德国纳粹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战争中都犯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性暴行、抢掠、人体试验等空前反人道的罪恶行径,比较二者暴行的发生原因、规模、方式及其影响,对于进一步深化有关日本战争暴行和二战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部分西方学者否定这一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是一种偏见。就德日军队二战暴行的原因而言,两者暴行的动机有其共性也有其差异,并不完全相同。其共同点在于都要通过法西斯暴行来镇压反抗和威慑被害国人民,并发泄兽欲,区别在于德军主要是为了实行纳粹党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日军则是为了“膺惩”受害国的民众,发泄其兽欲和服务于战略需要。德国法西斯的屠犹暴行具有欧洲民族与犹太民族矛盾的历史背景,加上希特勒纳粹党的疯狂理论与实践、发动和维持战争的需要;而日本军的暴行则更多的是出于民族性格的的阴暗面,“膺惩”中国人的政治需要和对于被侵略国人民奋勇抵抗的疯狂报复。通过德日军队二战暴行的原因比较,我们可以找出其中相同点与不同点,深刻分析,剖析原因,这对促进两个民族的反省,有着重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简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货膨胀和海峡两岸经济危机等连动因素制约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因此,探讨该时期影响深远的恶性通货膨胀,应有特别的意义与高度的学术价值。本文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在回顾已发表之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描述了战后初期台湾通货膨胀的概况,并进一步分析其发生的原因与相关治理政策。主要原因包括货币发行暴增、物资生产锐减、金融管理紊乱、公营事业营运恶化、人口递增、粮食恐慌与中国大陆经济情势急速恶化的影响等。而面对通货膨胀的棘手问题,当时所实行的对策主要为币制改革、利率政策、外汇政策、所得政策、农产品与公营事业的价格政策等。因行政管理失序、各项政策之搭配缺乏整体性与一贯性以及战后大环境巨变后的调适困难,这些对策的效果不彰,回顾当时发生的问题与对策,实值得当代引以为戒。
简介:1861年8月,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措施.上谕"铃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和保证.慈禧与肃顺等人在慈禧的太后封号、有无干预朝政权、是否垂帘听政、辛酉政变等问题上较量的胜利,在相当大程度上皆依恃皇权代表的有利地位.当时弥漫于朝野上下的正统皇权主义思想,使许多文武大臣及封建士大夫对肃顺等人赞襄政务、辅弼幼帝的合法性与可靠性表示出普遍的怀疑.这种正统皇权主义思想才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成功的决定性深层次原因.它不仅影响着当时的人们,甚至影响着当代的某些史学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