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于2014年11月10日、2015年1月17日和4月12日,在鄱阳湖区南矶山湿地和常湖池湿地,采集芦苇(Phragmitesaustralis)群落、南荻(Triarrhenalutarioriparia)群落、茭白(Zizaniacaduciflora)群落、灰化薹草(Carexcinerascens)群落土壤和光滩土壤样品,测定土壤样品中各形态的碳含量和过氧化氢酶、脲酶和蔗糖酶的活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南叽山湿地,2015年1月17日,南荻群落土壤微生物呼吸CO2量最大,2014年11月10日和2015年4月12日,茭白群落土壤微生物呼吸CO2量最大;2015年1月17日和4月12日,南荻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最大,2014年11月10日,茭白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最大;2015年1月17日,南荻群落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最大,2014年11月10日和2015年4月12日,灰化薹草群落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最大。在常湖池湿地,2015年1月17日,南荻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含量都最大;2014年11月10日和2015年4月12日,各群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差异不显著;2015年4月12日,灰化薹草群落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最高。2015年1月17日,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最低,且显著低于4月12日(p〈0.05);2015年1月17日,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最高;在南矶山湿地,2015年1月17日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都显著高于2014年11月10日(p〈0.05),在常湖池湿地,脲酶活性差异不明显,2015年1月17日土壤蔗糖酶活性显著高于4月12日。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与土壤含水量显著正相关,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分别与土壤pH显著相关,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与土壤脲酶和蔗糖酶活性显著正相关。
简介:为了解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区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以及各污染物的潜在生态危害程度,通过采样分析As、Cd、Cr、Cu、Hg、Pb、Zn等7种重金属含量及污染特征分布的基础上,采用地积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鄱阳湖底泥中的重金属污染进行综合性的评价分析.结果表明,鄱阳湖湖口段沉积物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沉积物中Cd、Cu和Hg受人为影响比较严重,Cr、Cu、Hg、Pb和Zn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积累;区域重金属元素潜在生态风险主要受制于Hg和Cu,潜在生态风险贡献率大小排序为:Hg(38.4%)〉Cu(27.8%)〉Pb(10.9%)〉Cd(9.1%)〉As(8.0%)〉Cr(4.0%)〉Zn(1.8%).
简介:以鄱阳湖湿地灰化薹草(Carexcinerascens)洲滩表层土壤为研究材料,采用室内水分控制实验方法,设置不做任何处理的自然裸露、含水量保持在30%、放置在水面下10cm和100cm处4种不同水分梯度处理,土样经过42d处理后,研究土壤微生物的生物量和土壤酶活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放置在水面下的土样的含水量、pH和总有机质含量都显著高于其它处理;含水量保持在30%的土样的微生物的生物量碳、氮含量分别最高,自然裸露处理下的最低;放置在水面下的土样的基础呼吸强度、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活性、磷酸酶活性、β-木糖苷酶活性、酚氧化酶活性和过氧化物酶活性都显著大于其它处理,且淹水深度对微生物的生物活性无显著影响。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影响灰化薹草洲滩表层土壤性质及其微生物和酶特性的主要因素是土壤含水量和有机质含量。
简介:长期以来,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着鄱阳湖南矶湿地生态系统,开展该生态系统的野外监测和提升监测水平十分必要。2013-2017年,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鄱阳湖南矶湿地野外综合试验站建设了野外监测平台,该平台主要包括一个大气通量观测系统、三个常规水质和气候监测浮体以及相应的动态监测网络系统。围绕该区典型湿地的气、土、水、生四方面的多项指标,开展了有序监测。每年共采集、分析和整理各类数据超过1GB,大量的监测数据和信息为鄱阳湖南部湿地生态系统的长期研究和区域水生态系统健康管理提供了支撑服务。监测和研究结果表明,①南矶湿地作为碳汇,其CO2通量月变化受季节性淹水和气温变化双重影响,年内吸收与排放具有周期性变化特征;②在垂直分布方向上,在0-50cm深度土层中,随着土壤深度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所占比例急剧减小,0-15cm深度土层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占0-50cm深度土层的土壤有机碳含量的50%以上,且其主要受土壤水分和植物生物量的影响,南矶湿地土壤有机碳含量也高于鄱阳湖周边区域土壤;③鄱阳湖湿地水体中的溶解性有机碳含量高于开阔水面,而且南矶湿地可能是鄱阳湖水体中有机碳的重要来源;④水位变化引起的湖泊底质变化是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群结构和多样性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人类活动对于碟形湖水位的控制会对底栖动物结构组成产生影响。野外综合试验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应该在制度建设、数据挖掘和开放合作三方面持续提升,以期为湿地管理和保护提供科技支撑。
简介:上海交通大学收集的鄱阳湖区民间文书,记录了清代中期江西都昌县曹氏与鄱阳县杨氏之间的一桩官司。两姓就两县交界处三片湖面的产权,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一直争讼到嘉庆四年(1799),从鄱阳湖一路打官司到北京城。通过对相关58件文书的分析,结合其他材料,我们发现:虽然原告方曹姓将自己描绘为受害者,但实际上对争议湖产不具有充分的产权依据,是利用各种借口来侵占杨姓湖产。这个案例表明,清代民事司法具有积极保护民人产权的一面:正是官方对民人产权的保护,才迫使强势的曹家承认弱势的杨姓的产权。更重要的是,官方对这个纠纷的解决颇有创意:先根据证据判明是非,认定权益归属,然后引入市场机制,促使双方达成双赢的共识。这种法律与市场的双管齐下,比仅仅依法判定是非,更能抓住产权纠纷的根本。
简介:2016年11月29日,WWF针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评第一次信息公示发表了回应,这是时隔两年以后,这一组织针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再度发声。WWF在这篇名为《也为“一湖清水”,请选择无坝(闸)替代方案》的文章中说:鉴于鄱阳湖在全球生态格局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生态地位,阻隔江湖联系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将对生态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一湖清水”,不能只将建设水利枢纽作为唯一途径,无坝(闸)替代方案仍然应该作为维护鄱阳湖生态系统健康和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实践的最优选择。事实上,“控湖”设想由来已久,并且争议一直存在,为了推动工程上马,工程的方案也进行了多方调整,包括由控洪改为控枯,由“坝”改为“闸”,由全年控制改为分期控制等,并且针对反对者提出来的关于潜在生态风险的质疑,对工程的功能定位、调度方式等进行了不断的优化,并指出工程是为了保水,缓解鄱阳湖枯水所带来的生态和民生问题,甚至定位为“生态工程”。然而,民间和学界的反对声音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来自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一直推动着信息公开和事态发展。反对声音认为,目前导致枯水季节水位过低的原因很多,包括挖砂、气候变化、上游水利工程等等,用工程措施解决问题,无异于头痛医脚,并将造成不可预计的生态风险。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必要性在哪里?究竟是“为”生态,还是“伪”生态?“博弈”在不同层面展开。也有人指出,这些争议归根结底,还是“大开发”与“大保护”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