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于日本兴亚院“蒙疆连络部”,国内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学者均有了解,但由于资料欠缺,多不得其详,如卢明辉先生的《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主要据德王回忆录,叙述了这一段的历史。该书第274页载:“到一九四○年前后,日本在国内设立了兴亚院。”书中对起始的时间及组织人事的叙述也多含糊不清和有所缺漏。准确地说,兴亚院是1938年12月16日正式成立的。1945年日本投降,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根据胡适的安排,接收了在华兴亚院全部档案。现据此并参考笔者在日本所查阅的其它资料略述如下。1934年8月1日,日本陆军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在张家口设立特务机关
简介:从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的清朝皇帝设法把内亚的大部分纳入其控制之下,并把中国的领土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认为其庇护的政治技巧与它规范化的语言,及其所强调用礼物交换与礼貌表述,对解释内亚腹地以联盟形式融入帝国是一个有用的概念。通过重新解释礼物交换的义务,清朝不得不加强和巩固其人际关系网的持久性,使之转变为有明确界定的统治系统。在这个规范化的过程中,作为清廷管理外藩事务的理藩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王朝的早期,它是负责收集和传播与内亚首领有关的各种庇护关系的信息。在17、18世纪,它努力标准化和简化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当清朝在外藩行使更直接的控制权时,即使是在王朝后期,理藩院及其庇护的规则和原则被修改后一直保留。本文为多民族大清帝国的寿命和凝聚力提供了一个解释。基于最近出版的满文和蒙古文档案资料以及礼物交换的诸多内涵,本研究揭示了大清皇帝自我观念的改变。
简介:意大利的瑞吉欧教育实践风行世界,深刻影响欧美学术圈,成为国际学前教育典范。在瑞吉欧理论精神内核及其以学定教、教师向导、空间设计等内容范式指导下,美国博物馆积极探索儿童观众的学习实践,获得显著成效。目前我国博物馆针对儿童观众也已呈现出瑞吉欧教育实践的一些取向,但仍面临该理论中儿童观、教育观、儿童记录、环境设计、关系合作等多方面的本土化挑战。那么,瑞吉欧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至今,迅速扩散并被竞相追捧的生命灵魂究竟是什么;我国博物馆为何亟需引介和探究诸此教育理论;其对我国博物馆儿童观众及其学习又有何实际助益,一系列问题促使笔者从宏观的本国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和微观的深层次问题反思瑞吉欧教育理论。
简介:1937年—1945年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曾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少年儿童抗日运动,千百万少年儿童动员起来,投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斗争,涌现出以江苏新安旅行团(新旅)、上海孩子剧团(孩剧)、福建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厦门儿剧)、广东广州儿童剧团(广州儿剧)、河南开封孩子剧团(开封孩剧)、湖南长沙儿童剧团和育英抗敌儿童工作团(育英)、湖北汉口七七少年剧团、四川重庆儿童农村宣传队、浙江浙西小剧团和台湾少年团、安徽六安儿童团、江西南昌孩子剧团、广西儿童抗敌工作团、贵州赤水儿童剧团、云南昆明儿童剧团、陕西西安儿童宣传队、山西
简介:(接上期)3.中国儿童戏剧运动发展的新阶段。中国话剧是20世纪初叶从欧洲传播来的,到30年代,成人话剧运动有了迅速发展,但是儿童戏剧工作则开展很少。虽曾出现过《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蝴蝶姑娘》等小型儿童歌舞剧,对活跃儿童生活、启发儿童思维、陶冶儿童情操,改变那种儿童唱成年人歌曲的现象有过一些效益,但在国难日益迫近眉睫的危亡关头,这些剧目与现实生活毕竟是有距离的。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后,不少戏剧家在编写成人演的话剧的同时,也创作了一些富有抗日内容的儿童剧,如塞克写的《捉汉奸》、许幸之写的《仁丹胡子》,都是儿童独幕街头剧,很受少年儿童的欢迎。以后又有丁克
简介: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简称"非遗馆")的建设需求高涨,各类型的非遗展馆孕育而生,然而质量却参差不齐。非遗馆的建设规划、设计思路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其展示内涵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的"精神层面、实践过程的"活态性"及与外部环境"文化脉络"之间的关系。以上这些特点要求非遗馆的建设思路必须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其中包括:非遗馆应如何有效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如何体现非遗的实践过程和无形的精神内涵?如何设计具有较高知识性和娱乐性的展示手段?如何推动非遗保护工作?上述这些问题都是非遗馆建设所需要探讨解决的难题。南京博物院非遗馆近年来的筹建与运营经验可作为实际案例进行探讨研究,为国内同类博物馆的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简介:伴随着1949年政治层面的天翻地覆,历史学亦发生了“破旧立新”的剧烈变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接续延安史学之脉络,其于1950年率先创建,即有从人脉关系上切断与“旧史学”界的联系、着重培养新生力量、树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正统之用意。但实际上,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间,近代史所逐渐引入的“旧史家”亦不在少数,且在近代史资料整理编纂中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为近代史所的早期发展贡献颇多。近代史所中,“新”“旧”学人并存,其中的“旧史家”群体,正为当代史学史提供了一个颇为难得的研究样本。从中科院近代史所的“旧史家”在“十七年”中的实际境遇可以看到,这些“旧史家”大多出于民族主义情感对新政权有较多认同,且力图融入新时代。但他们既需面对新、旧时代中自身处境的落差,还需承受思想意识中“新”与“旧”的糾结缠斗,有时亦不免感到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整体来说,他们均经历了一番并不轻松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