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时期以来,在西方艺术思潮的冲击下,中国自身的艺术理论体系在概念范畴、表达方法、话语规则等方面受到了十分严峻的挑战。随着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日趋频繁,无论是在艺术学的基础理论层面,还是艺术批评层面,我们总是喜欢参照、模仿、照搬西方的艺术理论,甚至常常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艺术理论与西方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不但不公平,而且还会致使我们自身的艺术理论处于一种被冷落、被压制的境地,失去发声的平台,患上所谓的“失语症”。当然,我们不反对学习、借鉴、吸收西方经典的艺术理论,但我们强调中国艺术理论的建构应该以中国的艺术实践为主体,应该继承和发扬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传统艺术理论。因为任何国家、民族的艺术题材、艺术表现形式、艺术理论等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历史继承性,然后才是创新性。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生为万物之性,生也为艺术之性”①。艺术是人的艺术,表现的是人对宇宙的认知、感觉和体悟,所以表现生命不仅是中国艺术创作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艺术理论建构的最高准则。考察“虚静”、“气韵”、“空灵”等传统艺术理论的发展脉络,它们或多或少都曾受到过儒、道、释三家生命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阐释价值。
简介:本文立论的出发点是马克思按生产方式划分的历史阶段划分法与福柯的认识论分期法下的知识型阶段的综合,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杰姆逊有关意识形态要素的论述。杰姆逊可见的理论弱点是,对于那些若非乌托邦也起码是积极的元素未加论述,而这些元素或许对解构或拆解历史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要素具有工具价值。本文进而提出,其未加论述之理论进途或许能成为既是超认知的又是超历史的具体的普遍。我们有理由认为要在中国语言与哲学传统内部寻求具体的普遍。本文所基的理由包括本雅明“意象辩证法”的观念构想,最终落实到作为中国理想的“和”的概念。这一运思带来一个饶有趣味的论点。当代中国官方思维和宣传中的“和”正是意识形态要素的典范。本文认为这绝非巧合,反而能打开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批判性讨论。目前,意识形态要素可说是正在一个新转向的边缘,这样的讨论尤其能触及当前的意识形态要素。
简介:地缘空间于自然和文化资源上的分布不均,直接为政治干预创设了前提,并由此使其再也无法以一种天然的固有面目现身。不同的地缘空间可能预示的是不同的利益与权力,甚至是“不同”本身,在虚弱的他者眼里有时也会成为某种威胁,进而唤起其出于自卫的攻击本能。原初的地缘面貌包括其中的文化形式由于人这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的存在,总是不断遭罹着后者欲望的修正。正如大卫·哈维所言:“但是地理差异远远大于纯历史地理的遗产。它们总是不断地被当前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过程所再生、维持、破坏及重构。”可以说,城市空间的构筑正是人类之于天然地理历史遗产最为积极且自觉的改造;作为一个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