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古代,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各种方式及其制度,缘起于和谐的理念。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调解成为解决民事纠纷最核心、最广泛的适用方式。与此同时,契约在民事活动中被大量使用,为纠纷预防,也为纠纷快速、和谐地解决提供了依据,由此带来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契约化特色。作为法文化的产物,古代民事纠纷解决的理念、制度及经验给近现代中国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简介：中国古代各家学说虽相互融合,但又各成一家之言,完全可以以近代"主义"的概念归纳之。比如先秦儒家的"法律理想主义"、道家与黄老学派的"法律自然主义"、法家的"法律工具主义"、汉中期后主流学说的"法律现实主义"等。而先秦儒家的法律理想主义在中国古代法学术思想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人性的希望,对传统礼治的肯定,为汉中期以后礼教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也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批判服务于"一家一姓"的中央集权制法律提供了思想武器。

简介：近十几年来,随着法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定期公布典型案例以来,借鉴判例制度这一课题在法学界受到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发表了很多论文。在长期的争鸣中,基本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主张认为,成文法与判例法各有优势,引进判例制度可以弥补成文法之不足,并且我国历史上存在着判例法传统以及西方两大法系逐渐靠拢的发展趋势论证了中国现阶段引进判例制度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在他们的论述

简介：在人类漫长的黑暗与光明交织的社会理性化探索进程当中，法律制度的产生和演化可以说是一个最引人关注的创造历程和社会现象，因为法律制度最能反映出一个特定人类群体和社会模式的整体价值观念和人文关注点，突出体现着当时人们对自然、历史和人自身的看法和认识。历史上许多具有悠

简介：古老的“法”字蕴含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秘密,体现了一种司法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司法与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古代司法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也正是中国法内含的实践智慧。古代司法的实践智慧包含了道德维度,道德作为实践智慧的内在元素,为司法活动提供了引导性价值;古代司法的实践智慧还包含了经验的维度,经验作为实践智慧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古代司法活动娴熟技艺的基础;古代司法的实践智慧具有辩证法属性,无论是在普遍与具体之间,还是法律与道德及情理之间,古代法官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充分体现了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属性。从司法观照法本身,作为实践智慧的法反对法条主义,倡导情境主义,肯定人治主义的合理性,表达了鲜明的价值论立场,同时主张行动的自主性。

简介：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保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性,对保密的原则与弊端也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思考。自唐律开始,对保密事项的概念和范围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和界定,并逐渐形成了适应于当时社会的以唐律"漏泄大事"为代表的泄密责任追究制度和以清代奏折制为代表的保密管理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政务公开的社会需要和动力都显著不足,因而中国古代保密法制在整体上还停留于对国家秘密的消极保护,对如何处理保密与公开的关系,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太多的尝试。

简介：民间规约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自治规范，是古代法律秩序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法律秩序的生成过程中，民间自治规则始终是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基础。民间规约和官方法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互动关系。要全面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民间规约，工商业行会规约的地位和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简介：《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是梁治平先生的第一本个人专著，也是他试图系统阐释中国古代法的第一次尝试。本书中，他致力于系统和彻底地贯彻《比较法与比较文化》一文所宣明的立场和《“法”辨》一文所运用的方法，即他在后来的方法论总结

简介：<正>在中国古代婚姻法中,"义绝"是"七出"之外的法定离婚情形。但因为"七出"还受到"三不去"的限制,"义绝"却是无条件的必须离婚、违者甚至还要受到刑罚,因此一直受到学者的格外关注。但是,自陈鹏《中国婚姻史稿》1990年出版之后,学者几乎没有再在资料搜集和制度考证上取得重大突破,反而是在资料的解读与阐释上,续有创获,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首先提出,从唐律到明清律,"义绝"制度呈现出家族重要性降低、夫妻关系重要性上升、国家干预力减弱的变化;金眉从法学角度,认为"义绝"之"义"指"夫妻基于

简介：<正>《罗马法史》的翻译出版对国内外国法制史和世界古代史学习和研究者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译者对许多罗马宪法制度和官名的翻译沿用汉语约定俗成的译法。不能说不准确。问题是,罗马制度和官名的翻译在以前的一些专著、教科书和翻译作品中就有比较多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现象。说它"有趣"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在接触时的火花。其

简介：语言的规范化，是以语言的选择为前提的。中国古代法司法语言的规范化．是以语体的规范化为前提条件的。对于古代司法语体规范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它们所依附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简介：我国比附类推制度可追溯于周代,随后各朝代均推行运用,但不同程度作了限制.新中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也规定了类推制度,但1997年刑法修订时废除了这一制度,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虽然比附类推制度被废除,但这一思想仍然会影响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

简介：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依据经历了以证为主到证供一致的转变。司法档案及判牍资料表明,在证供一致模式中,口供与证据皆不可缺少,但证据是定案关键。口供既不独立于证据,也不是证据之王。在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始终都以证据为主。法史学界认为中国古代审判比欧陆法定证据制度更重视口供及视口供为证据之王是对中国古代证据立法与实践的误读。

简介：民事主体制度作为私法制度运行的核心基础承载着人类的理性欲求，也蕴涵着深刻的价值意义。由罗马法而展开的古代民事主体，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整体上展现的是不自由与不平等。但如果细心探寻，仍然能够从中发现某种自由的潜在诉求与平等的事实蕴含。虽然这种自由与平等因人类理性的发展局限而未能升华为观念形态，但却为近代民事主体的观念自由与平等提供了必要的积淀与储备。

简介：赎刑在汉刑罚体系变革的过程中被逐渐制度化，从而确立了应有的法律地位。赎刑在中国古代刑罚体系与观念中并非一种独立的财产刑，而是一种替代刑罚适用的方式，并且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制度功用。因此，赎刑在中国古代法的演进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

简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也企图构建和谐社会，主张“和为贵”，而对这一社会威胁最大的是犯罪。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防范犯罪，以致减少犯罪，使自己的朝代能够维持一个和谐状态，长治久安。规定见危相助的义务是他们防范犯罪的一个法定诀窍。唐律中有关于这一诀窍的内容，总结起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简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久远,和谐精神是其根本价值追求。和谐文化的精神品格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法文化里面最能表现和谐思想的无疑是＂慎刑＂思想。认真解读传统的＂慎刑＂思想对现代良法善治社会能起到历史借鉴意义。

简介：中国古代法中慎刑思想是其主流思想。它发端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汉代又在儒学与阴阳学等影响下进而承继和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立法观。延至盛唐进而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明、清均承继之，并在慎刑措施上各有建树。中国古代法的慎刑观受经济地理、宗法血缘以及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长期存在并持续三千多年之久。中外慎刑思想比较，共性在于刑法中仁爱观、教育观有其通性的一面。故而我国当今刑法改革中可吸收西方举措中人道主义的一定措施。在中国，这种吸收具有传统文化的思想积淀。

简介：建筑常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载体，这在重视礼制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衙门是中国古代地方官员行政司法的主要场所，是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法律思想的载体。考察现存的古代地方衙门建筑，我们可以发现，其建筑模式、规制、陈设等，无不在体现“亲民、教化、息讼”这三个中国传统司法价值追求的关键词。

简介：学术界在描述秦汉时期的＂比＂时,常常使用判例或者判例法等西方法学概念,有不少学者认为秦汉时期实行判例法的审判方法,史籍中所记载的比是作为判例法而存在的,但这种笼统的概括或描述并不准确。秦汉时期存在两种不同的审判体系以及各种特殊的司法制度,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由多种司法机构作出的不同种类的＂比＂——判决成案,这些判决成案的形式及性质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在司法适用中发挥的功能也存在显著差异,它们与西方法学概念中判例法的含义相去甚远。判例或者判例法来源于西方法学知识体系,其含义具有非常浓厚的西方司法制度传统色彩,我们今天在学术研究中应当慎重使用来笼统概括或描述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及法源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