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是客观描述法律现象的必然结果,划清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又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对于以建构描述性法理学为己任的哈特来说,正确处理好上述两组关系是其理论体系成败的关键。借助承认规则的概念,哈特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法律体系的自治性与开放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的立足点。

简介：社会性规制基于其规制对象与目标，似乎与成本收益分析天然的不可调和。总结对成本收益分析引入社会性规制的各种怀疑与批评，核心在于不可计算。但理论上，方法的改进和定位的修正将使成本收益分析引入社会性规制的必要性重新凸显；实践中，样本国的社会性规制成本收益分析在制度架构面、制度实施面均具有共通特点，并在制度演进面呈现共向潮流。梳理成本收益分析在我国立法的实践脉络和现状，其仍停留在宣示意义上，缺乏系统的实体制度、缺乏明确的程序配套，缺乏刚性要求、缺乏专责实施机关。不可置信是社会性规制成本收益分析在转型中国遭遇的尴尬。未来改革，务求进一步深化观念、提升能力、落实制度：应将成本收益分析功能定位于强制性决策依据，由各级政府法制办专责、外包为主实施，试点先行，细化并逐步推广。

简介：法律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中国法律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更是中西方法律学者争论的焦点。在闪耀着思想火花的众多论述中,有的不失公允,有的则过于偏颇。马克斯·韦伯认为法律的现代性表现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形式主义是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的分野。资本主义现代法律体系的合理性,就在于其形式的合理性,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法律文明却以实质合理性为特征。他坚持认为"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这样

简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得以在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是有其现实背景和立法基础的，从现实背景方面看，刑事诉讼中羁押率居高不下、“以捕代侦”、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捕到底”、长期羁押等现象都急需解决和改善；另一方面，无罪推定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力制衡原则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三大立法理论基础。作为一种新确立的法律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体现了法治的进步，也充实了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内容，但该制度在实践运用中却遇到了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法条规定上存在结构不完整、内容不确定和用语有歧义的先天不足，配套机制上信息共享不够、评估说理不足、衔接保障不力和替代措施不完善，以及司法工作人员“以捕促供”、“有罪推定”等传统司法理念未转变和过于强调诉讼效率、突出考评考核等功利性的执法方式。这些问题都影响着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际运用和效果。

简介：作为大陆法系固有的民事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上的＂侵辱之诉＂,大陆法系各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均是从普通法进行法律移植的产物。源于普通法的惩罚性赔偿一经移植到大陆法系,便与精神损害赔偿发生了制度上的分野,不再具有对精神损害的补偿功能。试图通过论证惩罚性赔偿的补偿性来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大陆法系的构建提供正当化基础和通过发掘精神损害的惩罚性以培育＂本土威慑＂的观点都不值赞同。惩罚性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功能均不相同,两者可以在同一案件中一并适用。侵权与违约竞合案件中的违约精神损害可通过违约之诉进行救济;以精神享受为目的的合同中的违约精神损害属于履行利益的损失,应通过违约之诉予以救济。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已经超出了《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产品侵权领域并扩张至合同法领域,建议未来民法典应设置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条款并将其置于债的总则性部分。

简介：羁押是一种“必要的恶”,应限制单纯以侦查为目的的羁押措施;羁押措施的采取应以审查必要性为主,要破除目前刑事司法实务中有罪羁押的错误理念.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应在“确保国家追诉权益”和“保障被告人权”之间寻求平衡,重点对羁押必要性证据进行综合评估,并对羁押与否进行公开说理、听取意见等,只有建立羁押必要性的评估审查机制,才能确保羁押制度的良性运作.

简介：物权立法成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最难攻克的一块“堡垒”。其难度与其说超出各界想象,不如说也在人们预料之中。首先因为物权立法的难度根本上在于物权法是政治制度的延伸或表现,它不纯粹是一个私法问题或纯粹的法律规则问题。其次,在物权法立法技术层面上,物权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既要考虑中国现行体制的接轨,又要制定符合物权法基本原理的规范,没有现成的范式可以照搬。作者一直试图探索出“物权法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种物权立法思路和体系,在此,笔者从物权法的私法性质

简介：建筑是时间的.首先需要"阅读时间",建筑的空间之美才可以有层次的渗透.其次,建筑的"此在"和历时都与时间有关.再者,人对建筑的感念和梦想与时间和经历有关.另外,时间和光线都造成建筑的流动.建筑也可以协助人类对抗对时间的恐惧,建筑语言与风格有一定的时间隐喻.

简介：容留型罪名可谓吸毒、卖淫违法行为的＂帮助犯＂,被容留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科处容留行为刑罚理应慎重。容留行为通常为提供娱乐服务的业务行为或出租房屋的日常生活行为,行为本身往往具有中立性质,中立行为帮助的理论可为借鉴,科处刑罚时应对法益保护与行为自由进行权衡。在自己家中接纳朋友吸毒,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出租的房屋被用于卖淫场所,不宜作为容留卖淫罪定罪处罚。

简介：<正>一、导言在规范文本中使用模糊④表达怎么可能具有价值呢?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模糊规范,而模糊性看起来恰与制定规范的真正目的相悖。若制定规范之真正目的是为了规制行为,则模糊规范使得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受规制。在某些情况下,模糊规范让作为规范对象的那些人不知该如何行为——规范的意义在于指导行为。规范体系若存在模糊规范,则无法控制规范适用者或争端解决者之行为——规范体系之价值部分地表现为对享有该体系

简介：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是专利授权程序和专利侵权判定的核心。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大量采用结构、组分或步骤难以描述的技术特征，不可避免的采用功能性限定进行撰写。但是，在行政授权领域和司法侵权领域对功能性限定采用不同的解释规则，造成了社会公众和专利权人无法分辨专利权的界限，亟须寻找统一的解释规则。

简介：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出于各种行政管理目的，纷纷向社会作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如某县政府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县人民承诺：年内县政府将为全县人民办好修建省级公路境内段、发放拖欠教师的工资、解决特困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发放、完成重点中学的教学楼建设等10件大事。又如某市工商局公开向社会承诺：个体工商户申请

简介：继承性共犯，是指在先行为人已经实施了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合犯的前一犯罪之后，以共同的犯罪故意单独或者帮助先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目的行为或者结合犯的后一犯罪的犯罪人。继承性共犯只存在于两种犯罪形态中：一是由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结合而成的犯罪。二是结合犯。对继承I洼共犯应确定与被继承性共犯同样的罪名。

简介：<正>人身危险性被称为主观主义刑法对刑法的最大的贡献。但是,在现在的刑法教义学中,很难找到人身危险性的体系性论述,人身危险性在现代刑法教义学中到底应当如何定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人身危险性的定位在中国刑法学中,率先体系性地论证人身危险性地位的是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该书指出:人身危险性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定罪和量刑的根据,是犯罪的二元本质之一。[1]随着中国刑法由刑事责任向责任主义的知识转型[2],犯罪论体系也由耦合的四要件转型为阶层的三要件,人身危险性的定位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调整。

简介：

简介：《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以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文献出版的实际为基础，将科学性、实用性、思想性有机的统一起来，对概括文献情报内容特征及某些外表特征的概念或术语，进行逻辑划分和系统排列而形成的类目一览表。

简介：通过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垄断了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权，将选择、确定和公布“应当参照”的指导性案例的权力由自己掌握，从而为自身增设了巨大的权力。然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权却面临着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双重困境。如何走出困境，考虑到案例指导制度与法院的体系及审级制度关系密切，其完善也必须与司法改革齐头并进，因而一个可能的出路是改革现有的“四级两审终审制”，改为“四级三审终审制”。这样，只有通过具有终审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亲自审判案件而产生的指导性案例才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也才能实实在在地对下级人民法院产生约束力。

简介：1案情简介1999年元月23日晚11时许,犯罪嫌疑人周某(男,21岁)翻入某住户厨房内,抓起放在菜板上的菜刀进入卧室内,将睡在床上的江某全身砍击20余刀,致其抢救无效于次日上午死亡.惊醒其家人后,周某惊慌中从4楼跳下摔昏,后被"110"民警捉获.经鉴定为虚构症在癫痫性精神运动性发作时引发的杀人案件.

简介：视听产品贸易中一直贯穿着自由化与限制之争,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出台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该公约为其缔约国提供了很多视听产品贸易的限制措施,这些措施无法完全见容于GATT和GATS。因为规范冲突而发生的贸易争端将主要由WTO争端解决机构解决。因为规范冲突引发争端的情况下,WTO争端解决机构无法直接适用文化多样性公约,而只能通过解释考量公约的内容。由于目前尚无相关案例,争端解决机构将会如何处理该问题还要拭目以待。

简介：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完全是一回事.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专门审查和附带审查两种方式,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于前者,然而,在我国现行法院体制下,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具有可诉性,不宜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在实践中事实上具有可附带司法审查性,我们可以在修改时完善现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附带司法审查制度,这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