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王昭君变文》的创作年代虽然没有定论，但是通过史料可以推断其创作于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对昭君故事进行改编创作，并赋予昭君悲剧性女性像色彩。作为一种庶民文学形式，变文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敦煌普通民众的生存形态和心理状态。

简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抗日情绪激昂,社会各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本组史料即反映了武汉合唱团赴广州及海外宣传抗战、发动募捐之情形。

简介：唐代音乐繁盛,而白居易所生活的中唐时期,更是兴起了崇尚新变的音乐潮流。白居易通晓音乐,精通文学,以其独特的文人审美观,根据＂洛下新声＂创作了《杨柳枝》,摆脱了旧曲的格局,在曲调、本事、体式、内容和风格等方面都展现出全新的艺术面貌。这一个案生动地体现了中唐音乐崇尚新变的社会潮流,为古代音乐文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简介：“画以流美遍天下笔以传情盖世华”——这是广西著名书法家李雁赠予好友陈以忠的挽联，它精辟地评价画家陈以忠的一生艺术水平及成就。陈以忠擅绘国画人物画，在广西以至国内外皆负有盛名。他祖籍广东化州市，1940年4月生于广西靖西，后在南宁市长大。1964年7月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国画专业，曾师从岭南画派高手黄独峰教授、广西著名画家朱培钧教授和马万里等人，因而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

简介：本文从两宋之际川陕地区时局变动与中央应对的关系，探讨宣抚处置司的设置原因。认为两宋之际川陕地区战略地位突显；川陕地区地方行政运行中弊端丛生，危机四伏；朝臣关於加强地方权力与整合地方力量的呼声日益兴起等，促成了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是南宋中央在新形势下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过程，提供了一个认识两宋之交地方行政运行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简介：传统的语文教学过分强调语文知识的结构及其系统性，强调知识的传递过程，强调教师自身教法的合理性，出现了“我让你学什么，你就学什么，我让你怎么学，你就怎么学”的状况，忽视了学生对学科学习的兴趣、需要，对教法的接受程度，忽视了主体一方的认识、思维和能力的发展。学生习惯于被动地接受教师的指令，亦步亦趋，难以挣脱教师预先设定的条条框框，扼杀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的课堂要不断引导学生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因的萌发、伸展、提升，使学生不断地处在超越、创造中，这样的教育才称得上真正的教育，这样的课堂才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课堂。

简介：两广地方实力派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陈济棠是事变的发动者之一，但事变的发起者是李宗仁、白祟禧，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反蒋的决心。从他们发动事变的过程可以看出，两广事变实为一次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和斗争。

简介：《孔子家语》的辨伪肇端于王学与郑学的一场论争。此文由《圣证论》马国翰辑本入手，对“郑王之争”的具体情况及双方策略有所考察，进而认为马昭谓“《家语》王肃所增加”只是在无法以常规方式反击经学质难时的无奈选择。清代学者因推崇郑玄而希望回应王肃的质难。《圣证论》的亡佚使得从经学上进行回应变得难以完成，而效马昭之故智，考证“《家语》王肃伪作”成为了可行的办法。分析可知，清人的疏证乃是由证明《家语》伪作，进而否定其内容记载的真实性。期间，他们的判断标准和思维方式又往往来自经学。因此，疏证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传世《家语》不具备充当经学证据的资格。这是一种经学研究，绝非客观的文献辨伪。

简介：

简介：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面对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方法灌输，孙中山为争取苏联援助，虽然有选择地“师法”其革命方法和政党组织、训练方法，但他并不准备，最终也基本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主义政策。孙中山所恪守的仍然是其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发展的“积极底民族主义”政策，其通过“修约”反帝的策略也与苏联、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模式大相径庭。

简介：自1986年公布实施的义务教育法提出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以来,我们的教育取得了巨大变化,先后通过了'普九'验收,实现'两基'达标任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继续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实现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教育目标。2016年,曲靖市沾益区作为云南省45个受检县(区)之一顺利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评估验

简介：2016年12月13习晚，大众进日汽车途锐特约凤凰网主办的“2016年度华人经济人物”颁奖盛典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盛大举办。此次活动以致敬时代创变者为主题，正式揭晓了10位华人年度经济人物得主。作为本次活动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大众进口汽车途锐将持续创新、勇于挑战的特质，与时代精英的过人胆识和前瞻思维有机融合．为全世界华人呈现了一场异彩纷呈的思想盛宴。

简介：在经典的郊庙礼制中，“太祖”的地位极为重要。但礼制意义上的“太祖”，在唐代郊庙礼制中并非不言自明，而是经历丁从隐微不显到极於至尊的变化过程。唐初采用太祖虚位的六亲庙制，未明确确立宗庙“太祖”，其时景帝虽庙号“太祖”，实际并不具备礼制上的“太祖”含义。神龙时期，作为武氏七庙的对立面而建立的七庙之制，始以景帝为宗庙太祖，但终玄宗朝，景帝的太祖身份并没有在制度上得到实质体现。安史之乱後，伴随儒学在礼制重建中的影响增强，“太祖”开始逐渐取得经典礼制上的至尊地位，围绕“太祖”的礼制论争也构成了中晚唐郊庙礼制的核心论题。本文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并尝试对相关礼制论争与制度变化作出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