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那就是毛泽东的思维和方法。虽然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讲过,"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为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三年五年,总是可以学会的。"但是毛泽东对于搞经济的确不如他搞政治、军事和外交那么得心应手。他认识到了困难,并号召人们克服困难,去学习经济工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未来虽然充满信心,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确切的认识。几经挫折以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恰恰是林彪的一句话引起了他的警觉。林彪说,我们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因为我们正确执行了毛主席英明决策的结果;相反,我们工作的曲折也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英明决策的结果。这就让毛泽东觉得,错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在"另搞一套"。转而他的思维又滑向用他熟习的政治斗争来纯洁和整合"面临分裂"的党,实际上是又把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思路上来。他习惯性地"向后看",又习惯性地从历史典故中来找出现实斗争和设计理想社会模式的依据。他开始迷恋过去,迷信自己的经验,甚至对一些自己早已抛弃的乌托邦理想起了兴趣。他到底没有学会经济工作,正如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毛泽东厌恶技术,进而他对知识分子的信任感也日趋减弱。他也没有虚心地向懂经济的刘少奇学习,而且他也把人们引到一条别的路上,而不是去学习经济。再说他对学习经济的困难还是有些估计不足,实际上,那绝不是几年就可以完全学会的事情,而需要十几年、几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结果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急性病",所以他临终前才认识到"不要着急,慢慢来。"总之,正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彻底摆脱对过去的迷恋和对自己经验的迷信,没有使自己的思维和方法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的悲剧。
四、研究毛泽东政治权威的有益启示
究竟这次研究毛泽东政治权威的意义或者启示是什么?有多大?这在毛泽东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来说,的确有说明的必要。因为:从毛泽东生前被神化,到他逝世后不久遭遇"非毛化"思潮、《决议》全盘否定"文革"、毛泽东从神坛走下,再到北京"政治风波"迭起,重新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的思想预见(龚育之),直到现在我们重新提起毛泽东的"两个务必"(胡锦涛),毛泽东也渐渐回到我们中间。这期间我们既有曲折,又有痛定思痛,在经历了几个"否定之否定"以后,我们中的有些人明白了点什么,有些人仍旧糊涂,还有些人眼睛向前看不愿回首。然而,每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面临重大变革的时候,特别是遇到重大灾难或挑战的时候,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翘首期盼东方红日的升起,呼唤中华民族再一次空前团结的凝聚。而毛泽东和他的政治权威正是这一切的象征,象征着我们曾经辉煌欣喜但又尘封多年的光荣岁月。斯人已去,而我们对他的研究,至多是还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而对于现在的我们则意义更多,也更大。
那么研究毛泽东政治权威意义何在,或者有什么启示呢?我想大致有这样几条:
第一,重新认识权威存在的必然性。虽然恩格斯早在《论权威》中用大量的实例和不可辩驳的逻辑论证了权威存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但是人们对于权威存在的必然性的认知仍然是不稳定的,总是习惯于以某种得失为标准来主观断定权威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在结束"文革"的最初几年里,有一部分人搞起了"非毛化"运动,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又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北京"政治风波",不仅是针对邓小平的。而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权威传统的,目的是要否定权威,进而搞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且这些否定权威、反权威的思潮还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起了蛊惑人心、破坏团结和统一的极坏作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其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及时、果断地抵制和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潮,并在基础上提出了中央要有权威、没有权威不行的政治要求。看来我们仍有必要向人们说明或强调权威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使人们统一认识,维护中央权威,进而保持政局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把握权威运行的规律性。人们对于权威存在的必然性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没有科学地认识和掌握权威运行的规律性。那就是说,权威是一种有规律的政治社会现象,就是基于某种特殊需要形成的权威,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同样是遵循一定的条件和规律的。那么权威运行的规律是什么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权威的存在是客观的,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和工具,权威对于任何人或集团都是极端重要的,但在运用上又是因人而异的,在效果上也各有各的不同。二是权威是动态发展的,不是一尘不变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没有万古不变的教条,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权威。三是权威的发展变化,是与权威主体、权威所依赖的社会基础、权威存在的客观环境和具体历史条件有着直接关联的。四是权威的发展方向(良性或恶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权威主体本身的素质和觉悟,但更主要的是靠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制约和保障。五是权威的发展同样有其兴衰起伏的周期,这是有权威主体、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以及人民的觉悟和社会的进步要求所决定的。当旧权威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那么时代就会呼唤、孕育和造就新的权威来取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