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对“苏格拉底问题”的独门解释,尤其在其晚年的一系列“苏格拉底研究”中得到最充分的论述。在1964年出版的《城邦与人》中,他破天荒地提出“政治哲学”就是“第一哲学”(thefirstphilosophy),这在他自己从前的著作中似乎也是从来没有的提法。换言之,在晚年的施特劳斯看来,“第一哲学”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大概因为无论本体论还是认识论都容易助长“哲学的走火入魔”倾向,只有以“政治哲学”为第一哲学才能克制哲学的走火入魔。而更重要的是,在1966年出版的《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中,他进一步提出了“两个苏格拉底”的说法,即“少年苏格拉底”,和“成年苏格拉底”。所谓“少年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以前的苏格拉底”,亦即还没有转向“政治哲学”的“自然哲人”苏格拉底,而成年苏格拉底则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亦即转变为“政治哲人”的成熟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认为“苏格拉底从蒂欧提玛那里得知爱欲的秘密时似乎还太年轻”,亦即那时的苏格拉底与其他“哲人”并无不同,仍然是站在“哲学”的立场鄙视政治和道德,尚未认识到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必要性。但“苏格拉底本人日后的一个深刻转变是从少年式地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事和人,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而这个“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的苏格拉底,就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亦即“政治哲人苏格拉底”。
施特劳斯随后就作出了一个重要观察,即虽然古代和现代都有人激烈攻击苏格拉底,但他们攻击的却不是同一个苏格拉底!古代攻击苏格拉底的最有名代表自然首推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云》中对苏格拉底的攻击,而现代人攻击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则首推尼采在其《悲剧的诞生》中对苏格拉底的攻击。但施特劳斯指出,阿理斯多芬和尼采攻击的完全不是同一个苏格拉底,因为阿里斯托芬攻击的是“少年苏格拉底”亦即还没有转变为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而尼采攻击的却恰恰是“成年苏格拉底”即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事实上阿里斯托芬《云》剧攻击的正是哲人苏格拉底的“癫狂”,而尼采攻击的则是政治哲人苏格拉底没有酒神精神,亦即太清醒!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凡是跟着“哲人”苏格拉底学了点哲学的人,学的首先都是“哲学的癫狂”,例如学了哲学首先就要揍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一切权威的象征,而哲学首先要的就是鄙视任何权威,打倒父亲因此正是打倒一切权威的起点。以后被雅典起诉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个“癫狂”的苏格拉底。但是施特劳斯指出,阿里斯托芬喜剧对“少年苏格拉底”的攻击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因为正是阿里斯托芬对“哲学癫狂”的攻击,使得柏拉图、色诺芬,甚至苏格拉底本人开始从“癫狂的哲学”下降到“清明和温良的政治哲学”。正因为如此,在柏拉图和色诺芬著述中的苏格拉底完全不同于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苏格拉底,不是喜剧中那种“少年式地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事和人”的苏格拉底,而恰恰是“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的苏格拉底,即成熟的“政治哲人”苏格拉底。施特劳斯甚至说,这个转变或许不完全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虚构,而说不定就是真实苏格拉底自己的转变!但不管怎样,尼采攻击的却恰恰是这后一个苏格拉底,即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成熟的“政治哲人”苏格拉底!在施特劳斯看来,古典与现代的差异实莫大于此:尼采似乎以为他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是与阿里斯托芬的攻击一致的,殊不知阿里斯托芬绝不会攻击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即成熟的“政治哲人”苏格拉底,他攻击的只是少年苏格拉底即“癫狂哲人”苏格拉底。因此,尼采和阿里斯托芬的攻击方向正好相反:阿里斯托芬攻击的是少不更事的苏格拉底,即“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theSocrateswhoassailedjusticorpiety),而尼采攻击的则是柏拉图的政治哲人苏格拉底,即“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theSocrateswhodefendedjusticeandpiety)。
这里的两个苏格拉底,即“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以及“维护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可以说是施特劳斯复兴“古典政治哲学“的全部关键所在。第一个苏格拉底就是以哲学和真理自居而激烈批判政治共同体、攻击城邦视为神圣的一切;这个苏格拉底突出的是哲学如何地高于政治,突出政治是如何地不符合真理。初读施特劳斯的人往往会以为这就是施特劳斯的“苏格拉底”。可是这个苏格拉底自然并不需要施特劳斯来发明,这个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哲学”正就是近世西方所最标榜的“哲学”。可以说,施特劳斯实际认为,近世以来以“哲学”批判“政治”的形态,其原型就在阿里斯托芬所攻击的少年苏格拉底即“攻击正义与虔诚的苏格拉底”,这是走火入魔的苏格拉底(Socratesgonemad),或走火入魔的哲学(Philosophygonemad),亦即一味以哲学标榜而完全无视任何政治共同体以“意见”为基础。这种“哲学”自现代以来至少有两种表现形态:首先表现为典型的所谓“启蒙哲学”,亦即不但以哲学为标准来批判政治,而且力图以哲学为标准来改造政治,以知识取代意见,最终使人类都生活在“光明”中,就象基督徒最终可以进入上帝的天国。这种以解放人类为目标的“哲学”形态现在当然不那么时髦了,因此出现第二种更时髦的现在形态,亦即认为启蒙是幻想,人类永远不可能解放,政治永远不可能改造,因此唯一可能的“哲学”就是不断地批判政治社会的一切,这种路线在福科德勒兹等后现代那里达到顶峰,也更能满足所谓“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因为这表示知识分子多么有所谓独立人格,批判意识,而且现在还再没有任何政治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