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哲学家的政治关怀
在现代哲学家中,贺是政治关怀较深的学者。49年以前,蒋介石对他也礼遇有加,数次召见,不但邀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而且其侍从室在战争期间直接支持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如贺所说:“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旧版第26页)以“抗战领袖”而关心纯粹哲学,贺有知遇之感。冯友兰也是官方学者,其《新原道》从孔子开始一直写到自己的“新统”,却没有孙中山、蒋介石的位置,甚至还批评过孙中山的学说。贺不但在政治上维护蒋,还通过重心强调、历史联系、补充发挥等方式努力使蒋的哲学精致化、学理化。49年以后,贺麟的政治热情没有降温,且很快与时俱进。“当他第一次读完《新民主义论》以后,就产生了,当年第一次读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演集时的类似感受。”(杨子熙:《贺麟的生活与哲学》,《会通集》,三联书店,1983年,第17页)1951年,贺表示“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1955年批判胡适时,有人因他“很臭”而不让他参加写作班子,贺主动写了《两点感想,一点反省》一文发表。1957年4月,毛泽东召见周谷城,贺奉命作陪。周谷城回忆:“大家受到领导同志的鼓舞,学习理论的热情都是很高的。贺麟同志则更积极,大有尽弃所学,专读马、列、毛书之概。记得大约在1965年11月左右,他有一次参加政协组织的参观学习团,路过上海,顺便到我家谈天,看到我书架上乱七八糟的书,几乎全是老古董;抽一本看,是柏格林的《物质与记忆》;再抽一本是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再抽一本则是詹姆斯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他不抽了,笑着对我说:‘尽看这些!’”(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周谷城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2年,贺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的政治认同改变了他对现代哲学的认识。他对胡适的实验长期持批评态度,但对胡适其人甚为尊敬。1945年曾致信胡适:“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但数年后,贺却开始批判胡适“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至有“胡适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头等战争罪犯,与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一武,异曲同工,决不是偶然的”等语。对于旧版中高度评价的哲学家们,1961年却认为“他们把西方哲学某一流派与他们喜爱的中国哲学某一流派相联系,来一个‘中西合璧’,这样就使得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一点‘创造性’,自创体系,自己搞一套杂凑的哲学,更可以欺骗和影响较多的读者、青年。……这种所谓‘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既不是客观科学地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整理中国的古典哲学著作,没有推动学术文化的向前发展,反而拖着向后退。”(贺麟:《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176页)当然,在1986年的气氛中,胡适和那些“不中不西”的哲学家们已开始卷土重来,贺已无须按五、六十年代的标准来修改了。他应该庆幸自己没有五、六十年代修改旧作,那意味着冯友兰的遭遇在等着他。
贺的政治关怀不是被动的。他早就认为:“凡是一个哲学家,与政治家总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应,终必殊途而同归。”(旧版第69—70页)他是对政治敞开大门的哲学家。1941年《学术与政治》一文的重心,是说明“独立自由”和“脱节”根本是两回事。“一个学者求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有时诚应洁身自好,避免与政治发生关系。……但须知独立自由与‘脱节’是两回事,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与政治的根本脱节就不可,学术与政治不但须彼此独立自由,还须延缓此分工合作,就好像许多独立自由的公民,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健全的近代社会。”此论完全正确,尤其是在政治不上轨道、政府专制独裁的现代中国,学者的“洁身自好”,学术的超然脱节,很可能助长政府的胡作非为,最后仍不免要伤害学者和学术。所以贺特别批评学术界逃避政治、视政治为畏途的现象:
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的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学术界这种独立自由的态度,可以说是为腐朽残暴的北洋军阀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使他们不能罗致有力的新进分子,去支持陈旧腐败的局面;间接有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此后政治虽有不少纷乱,学术上的自由独立,仍然保持相当的水准,但是学术界的人士,对于统一尚未真正成功的国民政府,态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脱,不理会是当时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到了七七事变,学术界的人士,也就进而对政府取尽量辅助贡献的态度,政府对于学术界也取咨询尊重的态度,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渐渐有自由独立的政府,来尊重自由独立的学术,同时也渐渐有自由独立的学术,来贡献于自由独立的政府了。(《学术与政治》,《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6-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