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元与福利资本主义的非相容性(2)

三、世界货币体系的混乱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努力
正如熊彼特所预见到的那样，国家对货币供应的控制，既赋予国家一种为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而干预和引导国内经济的前所未有的能力，也鼓励了国家采取种种造成通货膨胀和破坏国际汇率稳定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恢复国际经济体系和建立稳定的货币秩序，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建立了国际金汇兑本位。但是这个制度仅仅存在了几年，它的崩溃是30年代大萧条加速到来的一个重要因素。热那亚体系崩溃的原因很多，例如英国对国际秩序领导权的瓦解，而美国尚未承担领导责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政府利用新获得的对货币杠杆的控制权，开始对诸如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之类国内福利目标比对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更加高度重视。另外，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意识形态，对国内自主比对国际主义更加珍视。在没有霸主领导的局面中，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各国民族利益的差异，导致了自由世界经济的垮台。(11) 世界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经济战时代，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稳，因为每一个经济集团都想以牺牲别人利益为代价，解决它自己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国际社会试图再次寻求在国内经济自主与国际经济稳定之间达成妥协，以避免30年代“以邻为壑”政策和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复萌。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一直维持到70年代初期。该制度实际上是介于19世纪末的金本位制与20世纪30年代货币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折衷办法。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是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即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这就产生了清偿能力与信心问题之间的矛盾，即所谓的“特里芬困境”。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以及约翰逊政府所推行的“伟大社会计划”所共同造成的通货膨胀，使得“特里芬困境”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最终成为美国轻率的宏观政策、高通货膨胀和国际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牺牲品。(12)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际，欧洲经济共同体有关国家为了减少世界货币金融不稳定对区内经济的不利影响，于1972年开始实行货币汇率的联合浮动，即参与国货币相互之间保持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对美元则实行集体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西欧各国货币汇率与美元脱钩，但欧共体内部继续维持比较稳定的汇率，其意图在于抵制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促进区域内商品和资本的流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又大大增加了汇率的不稳定性，特别是美元和其它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多变性。对此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建议，希望改变当前的汇率不稳定状态，恢复以规则或主要经济大国合作为基础的体系。但由于缺乏令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法，加上对反复无常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失所望，所以西欧国家在70年代末就开始谋求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及最终的货币一体化。经过长达20多年的努力，欧洲货币体系从内部固定汇率制度最终发展到统一的货币。
在西欧许多领导人看来，欧元不仅可以减少成员国之间的汇率风险，以及能够促使成员国通货膨胀率下降，而且还将大大增强他们与美国人进行国际经济谈判时的政治地位。欧元可以消除几乎自动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融资的现象，限制美国为执行独立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而拥有的相当大的金融自由。此外，欧元的成功还可以削弱日本想让日元作为国际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野心。(13)
然而区域货币一体化在经济上的主要缺点是成员国丧失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而后者是当代福利国家制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这对高福利的欧洲国家来说，必将产生巨大的社会调整成本。
四、欧洲货币一体化与福利国家制度的非相容性
欧元的运行对于其成员国经济主权的影响，类似于16、17世纪贵金属取代了各国货币的时代。主权国家政府彻底失去了操纵本国货币的能力，无法再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影响经济活动水平。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力实际上比金本位时代还要小。因为在金本位时代，纸币的供应和信贷的发放毕竟都还处于各国控制之下，只不过受到了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的限制。如前所述，不论是16—17世纪的贵金属时代还是1870年-1914年的金本位时代，都属于前福利国家时代，社会目标极少，福利国家尚未兴起。而欧元却诞生于福利水平高度发展的欧洲国家。欧元区成员国货币主权的丧失和财政政策的严重受限，使它们几乎失去了继续为福利制度进行融资的所有工具。《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的货币联盟趋同标准实际上是对所有参加国的福利制度的一场大围剿，它迫使各国削减社会开支，其结果是使各国无力推行独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法支持传统的福利措施。(14)
事实上，欧洲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家甚至把欧元的到来看作一个良好的契机，认为它可以加速那些阻碍市场竞争和生产效率的社会框架的松动。(15) 欧洲货币联盟把趋同标准作为参加欧元区的条件，对于各国政府来说，恰恰等于把对养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标准的削减要求合法化。然而，正如艾斯平—安德森所说，当代福利国家并非只是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被动产物，它的制度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机制。(16) 欧元的到来对社会变革因素的过度催化也可能进一步增加社会压力，动摇社会发展的信心根基。

今年初法国政府推出的一项名为《首次雇用合同》的劳工法案，(17) 遭到了工会组织的强烈批评和抗议，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风潮。去年，德国政府出台的社会福利改革措施也遭到成千上万人的抗议。福利制度改革考验着欧洲政治家们的智慧，他们需要在改革力度和民众的承受能力之间以及市场化和社会公平之间艰难地寻求平衡。在新的货币环境中，改良的福利政策仍要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宁，要使各国人民在竞争中能够继续保留生存的权利，尽可能减少社会体制调整的摩擦力。假如采取过于激进的社会改革措施，很有可能导致货币联盟的最终解体。
已有一些学者指出，必须从结构上解决经济一体化与社会一体化的不均衡发展，实行福利国家模式的超国家化。如果不把经济政策方面的职权集中起来，欧洲货币联盟就不会成功。(18) 从长期来看，欧元区似乎只有采用联邦式的财政体制，才能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单一货币区，同时为拯救和改良欧洲的福利资本主义做出贡献。事实上欧盟国家领导人也确实想建立一个与欧洲中央银行相对应的政治机构。目前欧盟财长理事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协调欧元区各国的经济政策。但迄今为止成员国之间加强财政预算和税收政策协调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果。去年的欧盟宪法危机也证明了往联邦制方向努力的艰难性。而且，目前欧盟的财政预算规模仍然很小，(19) 远不足以执行现代福利国家意义上的再分配措施。迄今为止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试图扩大欧盟财政预算规模的所有努力都被各成员国否决。所以，只要欧洲联盟还不是一个政治的共同体，福利国家模式的欧洲化就很难实现。
欧元的到来究竟是促进欧洲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还是会阻碍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现在还无法盖棺定论。从目前来看，它为充满矛盾的欧洲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冲突，并使政治家们进退维谷，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事实。

注释：
①郑秉文：“全球化对欧洲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挑战”，《世界经济》2002年第5期。
②[德]贝亚特·科勒-科赫等著、顾俊礼等译：《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93页。
③D. Begg, J. Von Hagen, C. Wyplosz, K. F. Zimmermann, EMU, Prospects and Challenge for the Euro, CEPR, CES, MSH, 1998, pp. 72-75.
④Daniel Gros and Neil Thygesen,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2nd edition, Longman, 1998, p. 321.
⑤Carlo M. Cipolla, Money, Prices,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if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ublished for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Press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⑥John Hicks,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⑦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Macmillan, 1919.
⑧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⑨Go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⑩同上。
(11)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同上。
(14)Brigitte H. Schulz, " Globalization, Unification, and the German Welfare State, "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English edition) , Paris: Mar. 2000. Vol. 52.

(15)Wilhelm Nolling, Monetary Policy in Europe after Maastricht,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93.
(16)Go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该法案规定，法国2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在与26岁以下青年人签订雇用合同后，最初两年内可随意将其解雇而无需说明原因。出台这个法案的初衷是鼓励企业大胆雇用年轻人，改革过于僵化的劳工体制，缓解青年失业率高这一法国社会的顽症。
(18)[德]贝亚特·科勒-科赫等著，顾俊礼等译：《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96-200页。
(19)根据欧盟委员会(2000)公布的资料，欧盟的财政预算低于所有成员国全部财政预算的2.5％，仅稍稍高于所有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