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如此为政治家看重不是偶然的。从晚清开始,注重自我意识、反抗权威、重心贵力的陆王心学及大乘佛学独得盛大发扬,在不同时期担当了国家领导之责的蒋、毛两人,均对陆王心学深有体会,都认识到革命需要的个体的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虽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他们的哲学却有两个共同的特色。一是注重精神。蒋介石有言:“我们今天要抵抗敌人,复兴中国,完成革命,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在我们一念。……只要个个人照着自己良心上所认为应该做的事去做,则一切不好的动念,如个人的意见和私仇可以消除净尽,这是致良知。”(旧版第110—111页)毛泽东在《矛盾论》也使精神突破物质的限制:“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后来更是越来越强调人是决定性的因素:“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28页)二是强调行动。蒋介石有云:“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要打破行难的错误观念,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去做。”(旧版第110—111页)毛泽东不但早期即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名言,后来也认为“先行后知,知难行易”(《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63页)哲学的政治功能之一,是砥砺主体意志,鼓舞行动勇气,这里的意志是有明确的目标和统一的纪律的意志;行动是有组织、有目的的集体性政治军事斗争,他们的哲学是掌握群众的理论,是变为物质的精神。蒋、毛都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王”——按照英国学者巴克的解释,“理想国”的“哲学家不能对国家进行任意的动摇和变化,他应当让它在对其基本原则的忠实尊奉中保持稳定,静物一样的稳定。”(厄内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吉林人了出版社,2003年,第286页)
蒋、毛是否有入史的资格,要由史家来审查。确实,我们没有看到一本西方哲学史把拿破仑、俾斯麦或其他什么政治人物的思想写进去。罗马皇帝奥勒留之入史,不是因为他是皇帝,而在其《沉思录》是斯多葛主义的经典,而且奴隶出生的爱克比泰德也享有同样的哲学地位。但是,蒋、毛的哲学并非政治家的私人独语,而是现代中国牢笼百态的意识形态,一度为无数人所信仰。抗战前周佛海说过:“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引自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7页)1958年,柯庆施等人也说过:“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38页)这种个人崇拜的言论,反映的是一种“主义”言说是如何成为一种真实的动员力量,并深刻地导引、规范着所属时代的文化思想,这就是毛的名言“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正意义。所以“主义”云云不一定是哲学,却常常支配着哲学。比如贺麟的唯心认,一方面固然有德国古典哲学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与“主义”取同一主张:“新的中国哲学,主张一切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精神的基础上。没有精神,什么都没有。也只有精神的基础才是最巩固的基础。革命先要革心,知人贵相知心,甚至战争也以攻心为上。”(旧版第68页)49年以前的哲学史要写蒋介石,49年以后的哲学史要写毛泽东,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关于毛、蒋的哲学研究已是汗牛充栋,其中不都是宣传。三哲学家的政治关怀
在现代哲学家中,贺是政治关怀较深的学者。49年以前,蒋介石对他也礼遇有加,数次召见,不但邀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而且其侍从室在战争期间直接支持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如贺所说:“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旧版第26页)以“抗战领袖”而关心纯粹哲学,贺有知遇之感。冯友兰也是官方学者,其《新原道》从孔子开始一直写到自己的“新统”,却没有孙中山、蒋介石的位置,甚至还批评过孙中山的学说。贺不但在政治上维护蒋,还通过重心强调、历史联系、补充发挥等方式努力使蒋的哲学精致化、学理化。49年以后,贺麟的政治热情没有降温,且很快与时俱进。“当他第一次读完《新民主义论》以后,就产生了,当年第一次读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演集时的类似感受。”(杨子熙:《贺麟的生活与哲学》,《会通集》,三联书店,1983年,第17页)1951年,贺表示“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1955年批判胡适时,有人因他“很臭”而不让他参加写作班子,贺主动写了《两点感想,一点反省》一文发表。1957年4月,毛泽东召见周谷城,贺奉命作陪。周谷城回忆:“大家受到领导同志的鼓舞,学习理论的热情都是很高的。贺麟同志则更积极,大有尽弃所学,专读马、列、毛书之概。记得大约在1965年11月左右,他有一次参加政协组织的参观学习团,路过上海,顺便到我家谈天,看到我书架上乱七八糟的书,几乎全是老古董;抽一本看,是柏格林的《物质与记忆》;再抽一本是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再抽一本则是詹姆斯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他不抽了,笑着对我说:‘尽看这些!’”(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周谷城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2年,贺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