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flects the extent to which human beings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modern society. The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kes human being faced with serious survival crisis. Therefore, the concern with the future comes into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bined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ecological rul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resses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s future orientation. The originality in values is an innovation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t makes the existence of humans depend not only on the passed conditions, but also on the future possible conditions.
Key wo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values dimension; future orientati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生态文明是在人类活动的强度和广度已经发展到对全球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以“直接解决与人类生存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己任。生态文明反思当下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着眼于一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它是对今天人类主体对自然界的过度“改造”所产生的恶果之反思，着眼的是人类的未来。
一、短视的生态后果
当今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往往与人类活动的盲目、短视有直接的关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这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我们需要纠正的失败，一方面是源于我们在追求繁荣中的那些近视的方法。”［1］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深邃地洞察到了由于人类的这一弱点，给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2］。恩格斯这段论述自然界的报复的名言，多次强调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料到”的严重结果，旨在提醒人们不要陶醉于对自然暂时的征服，要考虑行为和自然生态过程的后果。
的确，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常常不能意识到（预料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美国环境生态学家内贝尔曾指出：“昔日的规划者并未故意创造出能源危机、地球污染、人口过剩等东西。这些东西是一些值得赞赏的努力所产生的未预见到的副产物。”［3］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常常不能意识到（预料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所决定的，一是由于客观事物的生成、发展和成熟需要一个过程，人们由于受到主观条件的制约和局限，在事物真相没有较充分地显现时，人们是不可能加以揭示和说明的，也难以及时地预见到事物的未来。二是从人的认识本性来看，一般来讲，人们会更容易、更密切地关心当前的、短期的、个人的小范围的事物，而较难于和疏于关心长远的、全局性的事情。
米都斯在《增长的极限》中曾形象地用一张图表来反映人们的关心度(图1)。［4］
可见，大多数人关心的是眼前可能会影响到家庭或朋友的事情，只有很少数人对全球及其未来给予了关注。一般的情况下，“与问题有关的空间愈大，时间愈长，真正关心其解决办法的人数就愈少”。图1也说明了要人们关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困难性，因为关于长远的、未来的、后代人的生活的问题，恰恰正是在右上方。
针对人类以往对人与自然环境生态关系的无知和短视，现代生态学对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上的复杂性和时间序列上的多变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加深了人对人与生物圈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生态关系的发现，使人类搞清了建设一个永久繁荣的人类系统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这些生态学原理不仅可以使人们懂得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而且也让人们了解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二、可持续性：关注未来的理论基点
“持续”（sustai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sustenere”，意思是保持继续提高。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可持续性是一种系统特性，它意味着生态系统能维持下去，或“保持继续提高”。这一概念最初源于生态学中可更新资源的持续利用，表达了对生态系统未来发展的关注。
对可持续性内涵的理解，生态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社会生态学家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赫尔曼•戴利是系统阐述过生态可持续思想的先驱。他认为可持续性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再生速度。林木砍伐量不应超过森林蓄积量的增长率；不允许存在因过牧引起的草原退化；水资源的利用不应超过可用水资源量；如果将土壤看作一种再生周期很长的再生性资源，则水土流失不应超过土壤的再生量。第二，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替代物的开发速度，要求将来自非再生资源开采的收益分为收入流和投资流，投资流应投入于替代的再生性资源。第三，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超过环境的自净容量。［5］
生态学家摩翰•穆纳辛格和瓦特•希勒从保持生态系统潜力的角度，指出可持续性应该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态系统应该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即不随时间衰减；二是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可以无限地保持永恒存在的状态；三是强调保持生态系统资源能力的潜力。这样，生态系统可以提供同过去一样数量和质量的物品和服务。他强调，生态系统的潜力比之于资本、生物量和能量水平更应被看重。［6］472
美国生态社会学家查尔斯•哈珀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去界定可持续性，他认为可持续性与七个因素相关。一是要抑制人口增长并使之稳定。二是保存其生态基础，包括肥沃的土壤、草地、渔场、森林和淡水地层。三是要逐渐减少或停止对矿物燃料的使用。四是要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创造一个更类似于生态系统行使功能的经济。五是拥有与这些自然、技术和经济特性相和谐的社会形式。六是需要一个信仰价值和社会范式的文化，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更多地被看作是养育和维持生态系统而不是随意加以利用的环境。七是需要在其他社会的可持续性基础上与其他社会进行合作——按照他们的环境不同。［7］326328对于可持续社会的描述，哈珀自己也承认，这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的）形式描述。
从上述对可持续内涵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要精确地给可持续下定义是相当困难的，客观存在着内涵不很明确和容易引起歧义等问题，因为从普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行为方式，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它总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每当人类面临这一时刻，总会意识到该有新的行为方式诞生，并通过替代物的出现、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创新来完成。人类的发展进程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人类发展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永远无视或重复以前的教训，盲目地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事实上，自然界已经发出了警告。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制止生物圈资源的退化，人类对它们的利用必须要有持续性。即不仅要着眼于当下的价值取向，满足于现在的自然的人化的此刻成果，还要关注生态系统的未来，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为了维持生物圈，为了当代和后代的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应当为将来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性是一种从现在指向未来的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人类当前的实践活动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影响的前景预测。同时，可持续性也包含了从未来指向现在的过程，因为它提出了为了保证生态系统的永续发展，为了保证后代人的生存发展，当下我们应该采取的行为方式。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可持续性是我们从自然中学到的最基本的生存智慧。人类应该以此为契机，反思现代社会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克服其不可持续的过程中找到一种在地球上真正理智生存的方法。也就是说，这将是我们的重新学习在地球上生存艺术的过程，因而它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变迁，而不单单是个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发展问题、生态问题。
三、生态未来关心的两个基点
作为对人类短视和生态无知的纠正和超越，生态未来关心突出了以下两方面的关注点。
一是相对于现实经济利益的对我们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的关心。开展某项经济活动及考虑其收益时，我们要做到保护有限的不可更新资源和维持可更新资源的更新能力，保持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共生和协调，有效治理已经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尽量减少它们的再发生。使未来的我们或我们的后代既能有条件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也不会为我们的今天的行动付出代价，特别是生态恢复方面的代价。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及其后代的未来生态安全放在优先的地位，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不能以此为代价。
应该说，以往的人类视野也考虑代内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时空，但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时空，亦即代际之间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发展需要与发展机会未给予理性的关注，并没有真正明确意识到，现在与未来的双向活动关系对现在实践成果的制约关系。这种思维在实践层面上突出地表现为：只顾现实需要，不计未来需要的可能性；只顾眼前利益，忽视未来利益。因此，这是一种向后看的逆向形式，是从现在指向过去。可持续的生态关切是以现实规定未来与未来导向现实的统一，它不仅一般地强调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时空特性，同时也保证人类在未来的发展有同当代人一样的机会和能力。人类的发展必须指向未来。
二是相对人类经济文化需求满足的对非人自然未来前景的关心。生态关心强调不能仅局限于自己或周围群体，而应是对地球上所有生命未来的关心。从功利的角度说，没有这样一个境界，我们很可能连保护自己环境的目标也达不到，也可以算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自然界是包含和孕育着无数生命的有机存在，人类特有的意识与反思能力使我们承担着更多的看护与维持的责任，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个丰富的星球污染殆尽变成一个没有生命活力的荒野。
生态未来关心是人类对自己将来生活条件和非人生命存在的关心。它并不是要求我们为了保护地上的某些昆虫就不开采矿藏，为了使后代有石油资源就停止现有的生产与使用，而是说我们出于物质文化需求的开发利用必须预先想到这些方面，并做出相应的安排。有没有这样的考虑，结果会是大相径庭的。比如，我们的蒙古草原上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同时这一地区还是草原的核心地带，并有大量生物种类。这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是传统方法，就是在最便于开采运输的地方安营扎寨，然后逐步建成一个巨大的矿区或城市，其生态后果可想而知。另一种是基于生态关心的方法，我们既可以采用能够避免生态负效果的方法如远离中心地带或不破坏植被的技术，也可以做出在技术难题解决前暂缓开采的决定。
无疑，现代生态文明对生态未来的这种关切在实践中是切中时弊的。现代社会中从经济运行的资本主导化到文化观念的物质实利主义，都在有形无形之中产生并强化着对自然生态的漠视，使人类自己及其他生命存在的生态未来变得异常危险。但人们很少从自己及后代的非经济利益包括生态未来去考虑，当然更不会替非人存在的前途担忧。一个人为了一时的眼前实利，就可以不顾自身的安危去冶炼那些只配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所谓稀有金属；一个企业为了本企业的局部利益，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污染一条河、一条江；一个区域为了小地方的利益，就可以千方百计地转嫁生态环境破坏。而这一切的后果是，不仅我们的后代要为我们一时的愚行付出代价，而且很可能我们在现世就会遭到报应。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而人类的生死存亡，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人类灭亡了，就再也无法补救了，这是一个终极问题；对这个问题不容许试错的。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在人类可持续生存（未来）目标的导引下，来决定我们的行为策略。未来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关系到人类这个物种能否在地球上继续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抛弃那种只重视过去和现在而不重视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观念，克服改造、利用自然的盲目性和自发性。
四、社会与环境的未来：对两种信念的
作为关注未来的生态文明，不仅要描述未来，而且还根据生态系统发展变化的过去与现在状态，对其未来的发展变化做出性质上的推断和数量上的估计。“我们永远不能确定地看到当前与未来之间的活动帘幕之外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进化选择、未来导向的决策能力驱动我们窥视有待诞生之物的幔帐之后。”［8］当人们透过生态文明这面凸镜来观察我们的未来时，未来模糊的图景就会变得更加清晰，从而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社会与生态环境变化的一些重大的基本趋势，争取创造一个好的未来。一位未来学家曾经说，当一辆汽车行驶得非常快时，车灯就要打得很远；而车开得越快，车灯就要打得越远，这样才能一直朝前开，避免发生事故。这形象地说明了对生态未来预测在开拓未来、防止曲折和失误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生态文明研究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在对未来的预测中，基于生态学为科学背景和根据，曾经形成过两种观点。
一是没有限制性的未来：丰饶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和他的研究同事经过论证认为，全球富裕和可持续性是可能的，而且这是当前趋势中最有可能的发展结果。他们表示，世界上所有的人实际上都能像当代美国人一样生活而不破坏地球。“除非碰到坏运气或是管理失误，否则的话，最终达到世界范围内高水平的富裕和有利技术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人类美好的有逻辑的目标。”［6］490
卡恩并不否认当前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但他认为，不能着眼于短期的问题，而必须从长期性的视野出发。他以工业化为标准，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工业经济社会、超工业经济社会、后工业经济社会四个不同阶段，并认为这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卡恩认为，人类目前正处于大过渡的转折点上，而全球性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正是社会发展转折点上产生的暂时性和地区性问题。环境、资源和人口压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地球上人们生活质量的影响将比现在更少。这些压力在过去总是使得许多人由于缺乏食物、住所、健康和工作而经受痛苦，但总体趋势是痛苦逐渐减少而不是渐多。“尤其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整个世界正朝向更长久和更健康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7］由于知识的增加，地球的“承载能力”在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不断增加，这些趋势强烈地表明了地球自然资源和人类进步性的改善和丰富。
简而言之，卡恩和他们的同事们相信，目前趋势若继续下去将会创造出一个灿烂的明天，尽管当前还存在“过渡中的困境”，而且“采取任何慎重的手段来抑制增长都很不符合实际，保持增长可能比停止增长更为可靠。试图去改变历史趋势最终不会有什么效果，或者说将会导致灾难。”［7］310
这种对未来的乐观主义观点肯定了一个普遍富裕的、环境可持续的和休闲取向的社会是有可能实现的，它坚持人类基本上能免除自然对它的限制。
二是有限的未来：爆发—崩溃？与丰饶论相反的观点认为，当前的趋势正把我们推向一个与地球有限的承载能力相冲突的道路上去。如果让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我们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人类文明的崩溃。
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对未来前景的这一悲观性的判断，建立在对影响全球系统的人口增长、经济增长、资源消费、食物供给和污染后果等五个因子的系统分析基础上。他们认为，人口、经济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属于无限制的系统。而人口、经济所依赖的粮食、资源和环境却是按照算术方式发展的，属于有限制的系统。这样人口爆炸、经济失控，必然会引发和加剧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就会进一步限制人口和经济发展，最终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崩溃，整个人类将重蹈玛雅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其他前工业社会所经历的生态有限性崩溃的覆辙。
罗马俱乐部并不认为文明的崩溃不可避免。他们的观点更接近于这样的认识：尽管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但是我们仍然有时间来避免大范围的、然而又是逐步的社会文明的崩溃。为了达到可持续性，至少需要建立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限制；同时，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定要考虑资源基础，以使经济进步在生态上可持续。
人类智慧最有价值的特征之一就是能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我们是依靠生态变化过程预知性生存的。如果生态变化过程无常，我们就不会知道何时收获，何时播种，我们就要听凭环境一时的好恶而任其摆布。这样，关于周围的自然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既提不出任何假设，也发现不了任何‘规律’。幸而生态变化过程是可以预知的，虽然这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9］“丰饶论”前景与“限制论”前景是关于未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说明人类可能迎来光明的未来，也可能迎来凄惨的未来。这取决于许许多多未来的趋势和反趋势的出现，如土壤退化与土壤保持；能源耗尽与能源节约和新能源开发；人口过剩与人口控制等等。由于这些趋势的发展不同，未来也将是动态变化的。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情去想像一个光明的未来：永无止境的科技发展会不断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一个人也可以看到一种凄凉的前景：在能源短缺、污染和人口过剩的重压下，技术社会就会瓦解。这两种观点都有充分的依据，但这二种观点都各有其局限性。迄今为止，悲观主义种种关于地球生态环境问题的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历史清楚地表明：人类的智慧和能力将会战胜我们所碰到的任何困难；悲观主义的观点往往容易使人们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已毫无希望，从而丧失解决问题的信心。而过分的乐观主义可能使我们对目前的生态环境现状缺乏清醒的认识，无视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它的后果的严重性，就会解除人们的警觉，不利于寻找有力的对策去面对严重的挑战，这是非常危险的。因而，需要的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而是认真面对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另外，这些预测都没有看到人和自然的关系总是要受到人和社会的关系制约，环境和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尤其是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因素造成的，是由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分工造成的。要彻底解决全球性环发问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人类必须学会调节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变革”［10］。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现代生态文明的未来观对于当代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正在产生着重大影响。以往人们的认识只注重现在和过去，对于过去的经验人们往往视为珍宝，对于现实的实际利益人们更是关心备至。这样的思维方式是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一致的。农业文明时代的生产是一种依赖自然条件的生产，同时年复一年的重复性，使人们对于经验的积累看得十分重要。而生产的重复性也就把以往的经验当作不可更改的，成为人们不得逾越的模式。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对把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注重眼前的利益，关注当前比什么都重要，因而，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于现实的关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但是，当人类文明进入到21世纪时，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它们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处于潜在的深刻矛盾之中，非理智的、不清醒的、无远见的人类活动，与生态学所阐明的原理和追求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手中擎着一柄“双刃的剑”，可能满足于一时所制造的短期效益，但却同时为后代设下了不可饶恕的陷阱。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接踵而来，人类正好生活在这种矛盾之中，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历史转折点。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随着自然资源的“稀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类向自然攫取的强度和速率日益剧增。人类各种社会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科技、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致社会活动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环节的失控都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活动的混乱。人类活动的日益复杂、日趋多变、影响的日益深远，都迫切需要人们纵观全局，面向未来，在关心现在的同时，还要更多地展望未来，对每一次重大的社会活动都从战略的高度考虑其长远的多方面的影响，加强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社会活动长远影响的科学分析研究，要用对未来科学预测的结果衡量决策的可行性和价值性。将现实实践活动与对未来的影响联系起来，使我们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思考既有对现实社会发展质量的追问，又有对未来社会发展可能性的预测，以期使人类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态环境和健康的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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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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