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李白生卒年问题(2)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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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李白宝应后诗文考述

我们说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还可以从李白作品中找到仍然保留的宝应以后诗文作为佐证。

据文献所载,在两宋和元初,李白集中本存有宝应以后诗文。惜自从北宋形成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观念后,凡遇宝应以后诗文皆被指为“伪作”,或径从删汰,不见踪迹;或加以曲解,重定系年,致使今日考辨起来非常困难。

据现今材料,怀疑李白现存诗文不可尽信是从苏轼开始的。应当承认,历史上的作家一旦成名,后世转相妄托者不乏其人,李白如此,就是杜甫、东坡也不例外。正是由于有此情况存在,人们在辨别伪作、剔除赝品时,常常又怀疑过勇,出现错杀错判,这在疑古考辨方法尚处于“观念至上”⑩ 而缺乏科学鉴定方法的时候,更是在所难免。人们有意无意间将真正李白的作品误作赝品删汰了!元代萧士赟的态度就是明证,其《补李太白集序例》:“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舂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惜其博而不能约,至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甚而并杜注内伪作苏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择其善者而存之。注所未尽者,以予所知附其后,混为一注。”[27] 序中提到的杨齐贤(字子见)是宋舂陵(今湖北枣阳)人,首注李诗,作有《李太白集注》,原书已经萧士赟删改,部分内容保存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杨齐贤与周敦颐同乡,曾为周作《年谱》,被誉为“记览极详博”;又曾官夔州路运司帐干,到过成都,他所增李白事迹、诗文,必得自蜀中乡人,他所作的李白诗注内容丰富。萧士赟继齐贤后对李诗作注,主要以杨注为基础,删节补充,特别是将杨所引“广德以后事”尽行汰除,并将他认为可疑的“移附卷末”。反之,杨氏既然要引“广德以后事”来注李白诗,说明他还看到过李白诗中尚存在含有广德以后史事的诗篇。萧氏却将它们尽行删去了!这样一来,李白广德以后诗就少之又少了。王琦《跋》称:“南丰曾氏(巩)序,谓太白诗存者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今萧本诗只九百八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数。”萧氏固守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不相信李白可能有宝应以后的诗文,因此不仅对杨注所引“广德以后事”大加删削,而且径直删去集中作“宝应以后语”的诗文,竟多达13篇。这样一来,不仅明确含有广德以后事实的诗文被“节文”了,而且注家用广德以后事来印证李白诗文背景(甚至本事)的内容也概从“驳正”了。正是带着这种错误的成见,经此改编,就使现今可见的《李白集》基本上吻合于“宝应元年说”了。

不过,如果仔细考察,李白宝应以后的作品也还会时时显露出来的。李从军突破前人旧说,从现存李白诗文中已经考订出了广德时期的诗作。他说:“李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如《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末段云“小子来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程”,这是李白自金陵赴当涂的诗,时令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既然李白至当涂李阳冰处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李白就不可能卒于宝应元年”,原因很简单,李白集还有一首在当涂作的“九日诗”——《九日龙山饮》:“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龙山在当涂南十里,此诗作于当涂无疑。诗又自称“逐臣”,亦李白晚年光景。前人多以为此诗是李白从夜郎赦还当涂后作,既然李白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才至当涂,就不可能又在当年作“九日诗”,是必在宝应元年以后无疑[1]。

李白《游谢氏山亭》:“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谢氏山亭在当涂青山之阳,《太平寰宇记》卷一○五:“谢公山(青山)在(宝应)县东三十五里。齐宣城太守谢脁筑室及池于山南,其宅阶址见存,路南砖井二口。天宝十二年改名谢公山。”陆游《入蜀记》卷三:“青山南有谢玄晖故宅基。……庵前有小池,曰谢公池。”其“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皆初春景物。李白既以宝应元年冬间病中投奔当涂令李阳冰,则其在当涂所作“春诗”至少就应是来年的春天才有可能。其头年“疾亟”并未即死,于此可知。诗说“再欢天地清”,指最终平定安史之乱,《通鉴》卷二二二:广德元年正月,“朝义穷蹙,缢于林中,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史朝义自缢正在广德元年春天。时(春天)、地(当涂)、事(平安史之乱)都相吻合,可见其作于广德元年无疑。

此外,李白尚有《草书歌行》一篇,注家多以为伪作,而今看来则未必。诗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怀素是当时知名书僧,李白与之有过从并赠诗。诗中“湖南七郡凡几家”一语,曾被用以判其非李白所作之铁证。詹鍈《李白诗论丛》:“按《新唐书》方镇表,广德二年置湖南节度使。……太白卒于宝应元年,而此诗中已有湖南七郡之称,亦至可疑。”[28](55页) 上面已证明李白在宝应元年并没有死去, 那么他看到广德二年湖南置郡就不是什么稀罕之事了。诗说“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当是广德二年秋,怀素来当涂作客时李白所作。

阎琦也对李诗中宝应以后作品进行了考述,认为“宝应元年秋末,李白告别金陵往当涂,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本年初冬至当涂,作《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本年十一月乙酉(初十),李阳冰作《草堂集序》。这是符合当时史实,又符合两诗一序的实际的。”既然李白到当涂的时间较旧说“推后一年,李白卒年便不在宝应元年。因为李白有两首写于当涂的重阳赏菊诗”[2],一首为《九日龙山饮》,已见上述,另一首即《九月十日即事》,诗云:“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龙山宴集是晋以来的习俗,《元和郡县志》卷二九:“龙山在(当涂)县东南十二里,桓温尝与僚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不仅九月九日登山宴集,而且当地还有九日后一日重举九日宴事之习。《岁时广记》卷三五:“都城士庶,多于重九后一日再集宴赏,号小重阳。”[29] 则后诗在前诗次日所作可知,地点皆在当涂。其系年时间,阎文则与李文同系广德元年。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专门编有“广德元年(即宝应二年)卷”,有诗12首:《游谢氏山亭》、《田园言怀》、《览镜书怀》、《见野草中有名白头翁者》、《宣城见杜鹃花》、《哭宣城善酿纪叟》、《宣城哭蒋征君》、《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笑歌行》、《悲歌行》、《临路歌》。以为都作于广德元年的春、秋两季。除“九日诗”二首、《游谢氏山亭》已如上述外,安氏还系有“宣城诗”三首。据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载:“(白)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当涂青山下。”说明李白后来实卒于宣城,而归葬于当涂。三首“宣城诗”当亦白晚年卒前之作。《宣城见杜鹃花》曰:“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从格调看当作于晚年思乡之时;从时令看当作于春天。李白既在广德元年病愈初起有诗作于当涂,久病初愈之人是否能奔走数百里的两地之间,还频繁作诗,却是成问题的。故其“宣城诗”有可能分作于广德元年以后各年,安书同系在一年似不精确。

综上可知,在宝应元年后,李白至少有一个春天、一个秋天尚在当涂作诗,有一个春天在宣城作诗,虽然它们是否都作于广德元年或二年(或永泰元、二年),一时尚难确定,但是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李白宝应元年并未即卒的直接证据,足破李白“宝应元年卒说”之谬。特别是《怀素草书歌行》明确提到广德二年才有的行政区划,更是李白至广德二年以后仍然存世的铁证。以上是我们在萧士赟删除之余尚可看到的宝应以后诗文,至于其他杨齐贤所引“广德以后事”来注解李诗和李诗本来带有“广德以后事”的篇章,应该还有一些,可惜都被萧氏尽行删弃了,否则我们会有更多证据来解答李白的生死之谜。

欲求李白之生卒年,当以其同时代人之记载为准,李阳冰《序》所言李白之生年,李华《铭》所言李白之享寿,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活动之下限,皆当时人记当时事,为我们清楚地记录了李白生活的时段。根据以上信史,参证其他记载,特别是与李白诗文中的纪年资料、宝应以后的诸篇诗作,证明李白生年应在神龙初年,享年62岁,其卒最早也应在大历初年。从前学人惑于“卒于宝应元年说”,不重视上述史料,或视而无睹,或无端怀疑,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把李白卒年定在大历初年,不仅李阳冰《序》、李华《铭》、李士训《记异》等三条信史可以互相印证,而且通过对李白其他生平事迹之考索、诗文之系年,使许多困惑于“宝应元年说”而造成的矛盾现象,于此得到合理回答。同时,对李白“卒于大历初”的重新考订,使李白集中一度被疑伪的宝应以后诗文也得到了重新肯定。大有生卒一定,诸事皆顺之效。然而此案积冤既久,倏尔翻案,难免不周。其有错谬之处,尚请识者正之。

[收稿日期]2005—05—10

注释:

① 兹说以清人王琦为代表,详王著《李太白年谱》(下称《王谱》。《李太白集注》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长安元年”自注(第2页)。 此说影响最大,旧时学人率多从之。迄至当今,各类文学史,如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之《中国诗史》第三篇第五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傅璇琮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初盛唐卷”、又“中唐卷”;专著,如郭沫若之《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册,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82)、詹鍈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辞书,如《辞海》木部“李白”条(合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辞源》木部“李白”条(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郁贤浩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第14页,等等,皆采此说。

② 兹说肇自北宋曾巩,而成于南宋薛仲邕,见于曾巩《李白集后序》(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本)、薛仲邕《翰林李太白年谱》(《翰林李太白集》二六卷本附,见《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六著录)。

③ 参见马成钧:“唐代华北蕃胡考”,《东方杂志》1930,9;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清华学报》,10—1;詹鍈:“李白家世考异”,载《李白诗丛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日本松浦久友:“李白的出生地及家世——以异族说的再研究为中心”,《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版。

④ 范传正字西老,李华字遐叔,二人之传见《旧唐书》、《新唐书》。裴敬,传见《全唐文》。魏颢,又名万,《全唐诗》有传。李阳冰,《宣和书谱》、《全唐文》有传。李阳冰乃李白族人,又是李白晚年所托编定文集之人,其序作于宝应元年李白“疾亟”之时,资料得自李白“枕上授简”,可信度最高,实际相当于李白“自传”。李华系唐代著名散文家、碑版文字能手,代宗时期亦息职隐居楚州,“惟吴楚之士君子,撰家传,修墓版,及都邑公布贤守宰功德者,靡不赉货币,越江湖,求文于公”。华卒于大历九年,与李白同为当代闻人,其于天宝二年应博学宏词科在京,与时供奉翰林的李白有交往,白卒,华作《墓志》当受托于李白子伯禽,所言李白享年,岂能虚假?范传正虽然与李白“甲子相悬”,但传正之“先大夫”既“与公(李白)有浔阳夜宴诗”,范、李本有“通家之旧”,所撰《新墓碑》,亦系李白孙女“搜于箧中得公(李白)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改撰而成,故所言无异伯禽之语。《旧唐书》本传称:“范传正……父伦,户部员外郎,与郡人李华敦交友之契。”可见范传正与李华亦系世交,李华所述范传正岂有不知?上三文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可信度最高。王琦《李太白年谱》:“阳冰序,乃太白在时所作,所述家世,必出于太白自言。传正《碑》,据太白之子所手疏,二文序述,无有异词,此其可信而无疑者也。”刘全白年辈稍晚,自云:“幼则以诗为君(李白)所知。”对李白生平当亦得之亲闻。裴敬乃“裴将军”(裴旻)之族曾孙,李白尝从裴将军学剑,裴、李两家亦是世交。唐文宗时,诏以太白诗歌、裴将军剑、张旭字为“三绝”。敬“尝过当涂,访翰林旧宅”,“四过青山,两发涂口”,于浮屠、郡斋、山寺得李白诗文多篇,裕闻李白故实。魏颢与李白同时,年辈稍稚,李白游历江南时,颢曾“不远命驾江东访白,游天台,还广陵见之”,与“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李白“尽出其文,命颢为集”,可见魏氏所记亦得自李白亲授。

⑤ 胡氏未详魏颢制《序》的具体年代,其下文说:“临终时,又手授李阳冰编次为《序》。”将李阳冰编集与作《序》放在李白卒时。殊属不当!

⑥ 分别见杨慎:《丹铅余录续录》,四库全书本;李调元:《李太白年谱》,《李太白集附》,乾隆本、民国二十年刊本;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本。

⑦ 胡震亨《唐音癸籖》卷三二:“《李太白集》,其存日,魏颢有编;临终时,又手授李阳冰编次为序。至宋朝,乐史、宋敏求复为之增益。白罹永王祸后,旧稿散落。(阳冰序云:‘避地八年,著述十丧其九。’)乐与宋从异代搜辑,真有功于李者。敏求本所增者,沿旧目相从,是犹存阳冰所次,未紊也。其后曾南丰校书,始取而考其作之先后,重为之次,阳冰之旧遂不复存。”

⑧ 有人怀疑李白认识郭子仪、郭子仪救李白事。王琦《新唐书李白传笺识》:“《新史》叙笔稍晦,后人乃谓子仪犯法将刑,以太白言于主帅,得免诛戮。……误矣!”詹鍈《李白诗文系年》:“太白解救汾阳之说,纯属伪托。”今按,李白之识郭子仪,记载甚早,难以动摇。裴政《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又尝有识鉴,客并州,识郭汾阳(子仪)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政即李白曾从学剑的裴旻曾孙。乐史《李翰林别集序》:“白尝有知鉴,客并州,识汾阳王郭子仪于行伍间,为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阳功成,请以官爵赎翰林。”后世学人多信其有。只不过或叙于彭泽系狱时(《新唐书》本传、《蜀中广记》卷四二),或叙于浔阳系狱时(朱骏声《唐李白小传》,《传经室文集》卷八)。

⑨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四载”记玄宗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按,玄宗以先天元年(712)即位,至天宝十四年,方44年,即自称“垂五十载”,是则144、145年均可得称“百五十年”。

⑩ 如苏轼之疑《草书歌》、《笑矣乎》、 《悲来乎》就只从“不类”李白作品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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