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平凡见真金

李丹青

我是1980年调到剧团工作的，那时杨至芳年龄还不大，但在松滋已是很有名气的人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剧团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时由她领衔的松滋京剧团已走出了松滋，走向了全国。初出茅庐的杨至芳一发不可收，演红了京、津、沪、汉等大城市，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一个县级小剧团的演员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艺术家。已成名成家的杨至芳，仍保持着一个普通演员的本色，干着与其他演员一样的平凡事。在小剧团工作的人都知道，转场时拆台装车、下车装台是最忙最累的活儿。每到这个时候，杨至芳无论演出多重，卸完妆，脸不洗，就和大家一道干，忙着收幕布、卸灯光、拆音响、搬道具，还一道抬箱装车，直到把车装完才洗脸休息，转到一个新的演出点，第一场大戏往往都是她的打炮戏，她也不顾自己演出的繁忙，仍与大家一道卸车装台。

杨至芳是团里的台柱，演出场次最多，任务最重，还身居团长之职，但她从不要特权搞特殊。就拿发演出补助这件小事来说，那时候每场演出每人补助二角五分钱，她不因自己是主演而多要补助。每到异地，也绝不因是主演而要求安排住单间。遇到演出条件差的地方，和大家一起睡后台。乘车坐船也是如此，也不要特殊照顾，到上海、南京、温州演出，与大家同坐四等舱。从住地到剧场同样挤公共汽车，后来我们团里买了辆大客车，是她找杨得志总长要的购车指标，找黄知真省长要的购车经费，即使这样，她也不搞特殊。演出完后，杨至芳因为卸妆等原因往往最后一个上车，没有座位了，同志们给她让个座儿，有时候她觉得老要人家让座不好意思，就坚持要自己站着。看到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来个“党务干预”——宣布车上的一号座位给她留着，从此才有了这点“特殊”。

表演是一个演员的天职，多演出，则是一个演员觉悟较高的体现。那时候杨至芳一年演出200多场，在演出市场海洋里四处奔波，正是她们这一代演员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正是这种演出机制，造就了她们这一代艺术家。在我们县里演出，有时候要分两个演出队，但只要有杨至芳，就有一个队要安排演几场，即使这样也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有时还得在两个队穿插演出。我们把这种演出方式称作电影式的“跑片”演出。那时交通也不方便，在这个队演完要急忙赶到那个队，当时只有用一辆破旧自行车驮着她，如果能在路上碰见一辆手扶拖拉机搭乘一段路那就是万幸了。为了观众，即使天寒地冻，炎热酷暑，杨至芳也坚持演出。1984年8月下旬，她率领一个演出队正在县内一个小镇演出，她主演《三请樊梨花》这天当地气温高达39度，她身着大靠，颈围狐狸尾，人已热得透不过气来，仍坚持演完，一到后台就晕倒了，同志们忙着为她卸装，围着她拿着大巴扇给她打扇散热。为了观众自己受苦受累这种事在杨至芳的一生中还很多很多。1986年在湖南安乡县演出，最后一天为满足观众要求，她连演两场，第一场《潇湘夜雨》，第二场《玉堂春》，同行都知道这两场均是非常吃重的戏，前面的《潇湘夜雨》发配一场，有很多翻滚铁跪的表演，后面的《玉堂春》，繁重的唱段且不说，仅会审一场在台上要跪45分钟，别说前面刚演了一场重头戏，就是常人跪45分钟也会觉得十分难受。两场演出下来，卸妆时同志们惊异地发现她头上在流血，原来是包头时间太长，头部已麻木，以致一个头饰银簪插进了头皮，而她因专心演出却毫无知觉。

杨至芳是幸运的，在她的艺术道路上，曾受到许多名师的教诲。如张君秋、杜近芳、赵燕侠、刘元彤等都曾亲自对她进行过指导，后来还拜了与“四大名旦”同辈的王玉蓉为师。本文不写她向名师学艺的谦卑，而是写她向同仁求教的品德。在北京，杜近芳老师向她传授了《谢瑶环》，这个戏要反串小生，有难度较高的穿厚底、戴甩发的表演，这些程式杨至芳过去没有练过。回团后她虚心向本团一位武生演员求教，在这位武生演员的指导下练厚底功、练甩发功，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她就以这出《谢瑶环》荣获湖北青年演员汇演一等奖。1987年，她参加省京剧团到香港演出，除了演出代表作《岳飞夫人》外，剧团派她与关正明老师合演全部《武家坡》。前面的“武家坡”，王玉蓉帮助她重排过，演来没有问题，但后面的“大登殿”只是“文革”前演过，许多已经忘了。她虚心向本团一位老艺人求教，找回了感觉，后来在关正明老师的指导下，很好地完成了演出，深受香港观众的欢迎。她演唱的《祭江》，也是很受观众欢迎的一出戏。起初，这个戏也不是名家传授的，而是武汉一位72岁的票友向她建议学演并提供了资料，杨至芳为此曾登门拜谢。后来这个戏又经王玉蓉老师精心指导，也成了她的代表剧目，并以此剧夺得了“梅花奖”。

杨至芳同志如今是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曾任省文联副主席，还是“梅兰芳金奖”得主，已是我国京剧界的大腕了。但她还是那样质朴无华，乡情、亲情、友情还是那样炽烈，她那平凡的人生闪现着金子般的光环，祝杨至芳同志永葆艺术青春，为党和人民再建新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