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患者创伤后成长及影响因素

罗萍

【摘要】肺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临床疾病，发病率极高，在各种恶性肿瘤的发生中，该病症的发生率占前列。肺癌会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创伤，而这种对机体的损害会给患者的身心带去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肺癌患者创伤后的成长及影响因素，以供为临床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和支撑。

【关键词】肺癌；创伤；成长；影响因素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人们认识到创伤性时间会对机体的正性人格起到促进作用，而这个作用被称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growth，PTG）。PTG会大大降低或者改善患者的负性心理状态，以此促进正性心理的成长，给患者带来战胜疾病的极大信心，也可以通过该种心理促进患者的身心康复，使之更为良好和自觉自主的完成治疗，为疾病的康复奠定了必要基础[1]。本文主要对肺癌患者创伤后的成长及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研究，现综述报告如下：

一、创伤事件

创伤事件主要包括对人体生命或躯体造成严重伤害（破坏机体完整结构性）的生活事件或者灾难，会给个体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最初的心理研究中，主要是侧重研究创伤事件对个例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研究者发现，创伤事件也可以促进个体的心理成长，促进机体正性心理的改变[2]。

二、创伤成长

主要表现在个体对人生价值进行重新认知，对人生重要事务进行重新设置的精神性改变。这一概念属于积极心理学领域，这种心理状态并不是指发生创伤事件后将个体的身心恢复至创伤前的水平，而是指个体在创伤事件发生后对人生价值的进一步认知提升。创伤事件导致的直接结果并非只有成长，这是在个体在创伤事件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个心理改变，会尝试重构一个对生存有利的认知向导。

三、PTG的测量工具

国内外关于PTG的测量工具比较多，在测量工具的选择上包括有PTG评定量表（PosttraumaticGrowthInventory，PTGI）、应激相关成长评定量表（StressRelatedGrowthScale，SRGS）、态度改变问卷（ChangesinOutlookQuestionnaire，CiOQ）、心理活动量表（ThrivingScale，TS）、疾病认知问卷（IllnessCognitiveQuestionnaire，ICQ）、益处感受评定量表（ThePerceivedBenefitScale，PBS）和益处发现评定量表（TheBenefit-FindingScale，BFS）。在对有关PTG的相关文献检索中，发现使用频次最高和研究对象最为广泛的测量工具是PTGI，该量表的应用对象主要是有创伤经历的大学生、政治犯、丧亲者和癌症患者。目前该量表已被多个国家学者修订，并被证实信效度良好。PTGI共有5个维度、21个条目。5个维度包括人际关系（relatingtoothers）、新的可能性（newpossibilities）、个人力量（personalstrength）、精神变化（spiritualchange）和欣赏生活（appreciationoflife）。每个条目采用0-5分的Likert6级计分法，0分表示“完全没有经历这种转变”，5分表示“这种转变非常多”，PTGI总分范围在0-105分，分值越高预示PTG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为0.90，重测信度系数为0.71，各分量表α系数为0.67-0.85。

四、肺癌患者PTG水平

肺癌的PTG水平会与其他癌症类型（如：结肠癌、肿瘤、乳腺癌等）的PTG水平相似，一般处于中等水平位置。据相关的临床医学研究显示[3]，在肺癌患者确诊之后或者经过手术治疗之后，机体的身心会遭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挑战，极易发生负性心理，如焦虑等，但个体也会对这种创伤应激进行重新认知和重构，以此评估自身可以获得的资源并对其进行选择，尽快寻找出创伤事件带来的意义，和负性心理进行对抗，个体能在对抗之中进行顽强的抗争，从而获得PTG[4]。

肺癌患者PTG的各个维度指标均有不同，有对生活的欣赏、精神改变、人际关系、个人力量和新的可能性。其中，影响最深的是对生活的欣赏，该指标主要强调的是患者在经历过创伤之后，对自身生命价值的正确看法和对待方式，肺癌患者在发生了创伤时事件之后，会对事件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以此在创伤时间中寻找其他意义，即对生活态度的重构和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知，因此，该指标影响最为深远。新的可能性主要是关注患者在创伤事件之后，对人生发展目标的设定，这一指标影响最低，原因可能在于：肺癌患者一般为中老年人，该人群已经有固定原有的信念和目标，且早已成型，不会轻易尝试新的事物，并难以改变，较难轻易的重新对生活方向进行规划和设定；而精神改变主要是对患者的宗教信仰是否有增强或对精神心理的理解程度进行调查，据相关的研究显示[5]，与国外相比，我国人群中拥有宗教信仰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宗教信仰方面的成长也会相对低下，也会由此影响精神改变维度的影响力。

五、影响肺癌患者PTG水平的因素

（1）人口统计学对PTG的影响

研究表明，癌症患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种族、职业、医疗费用支付类型、宗教信仰等人口学因素均影响患者的PTG水平。

王会颖[6]研究表明职业、文化程度、收入状况对PTG有影响，小学文化程度的患者得分最低，农民的PTG得分明显低于工人、公务员、教师或其他职业的人。可能因为个体的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职业发展和收入状况，癌症的治疗是一项长期漫长的过程，需要投入资金多，高收入的患者对经济问题没过多忧虑，因而能够积极投入到配合治疗当中，从而更好地推动PTG的产生。王珏[7]研究发现男性患者PTGI评分低于女性患者，Schroevers[8]研究发现，年轻的女性报告了较高水平的PTG，年龄与PTG之间有着明显的负相关性。可能因为年轻女性在遭遇创伤后，韧性强于男性，会有较多的成长；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验到的成长呈下降的趋势。良好的婚姻状况和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可以帮助患者摆脱疾病的困扰，提高PTG水平[9]

（2）人格、认知和应对方式对PTG的影响

人格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创伤后成长模型中的重要变量。一般认为积极人格特征有利于个体的创伤后成长。相关研究[10]发现，开放性、乐观性、宜人性、尽责性都能促进PTG的发生。良好的人格特征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不仅促进个体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个体从负性事件中恢复和成长。认知是指人们认识活动的过程，认知评价和认知重建是患者经历负性事件后获得成长的关键环节。Davis[11]认为，当个体遭遇负性事件后，需要考虑事件本身的意义，只有发掘该经历对其自身的益处时才能获得成长。应对方式又称应对策略，是个体在应激期间处理应急情境、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采取合理正确的问题应对方式对患者远期PTG的产生具有预测作用，有助于个体从应激中恢复甚至获得相应的成长。

（3）社会支持对PTG的影响

据相关的临床医学研究显示[12]，社会支持对癌症患者创伤后的成长有巨大的积极促进影响，对癌症患者进行良好的情感支持，可以促进患者的创伤成长，因此，社会支持和PTG水平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PTG是指患者在创伤事件中所产生的负性心理，对其进行抗争的过程中出现的正性心理，若患者在此时得到来自家庭、朋友以及社会的各方面支持，则会更为促进心理的改变，且这种改变程度会十分明显化。社会支持不仅可以为患者提供有效的现实物质帮助，还可以在患者进行心理抗争的过程中提供可靠的情感帮助，以此患者从中得到鼓励，患者可以在其中交流、分享自身的心理体验，这些做法和措施、支持都有利于患者对认知的重构，尽快帮助患者对重构后的认知进行适应，因此，当心理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之后，能大大促进患者在疾病方面的调适，有利于肺癌患者创伤后的成长。

（4）疾病因素

发生创伤时间后增强体育锻炼，据相关的临床医学研究显示[13]，与病后不进行锻炼的患者相比，进行了锻炼的患者其创伤后的成长速度会发展的更快，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有自觉意识进行体育锻炼的患者，其康复的意志会相对更强，会有更多的意愿对疾病康复的话题进行讨论，有更多的正向暗示和期望，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创伤后的成长。在相关的乳腺癌患者研究中显示，对乳腺癌患者手术之后进行系统化的功能性锻炼，可以收获更为有利的心理和生理的良性发展。因此，在医护人员对肺癌患者进行护理工作的同时，应该积极鼓励肺癌患者进行体育锻炼，术后并予以应坚持，以此促进患者的身心恢复速度，有利于PTG水平的增长。同时与未进行手术治疗的肺癌患者而言，接受了手术治疗的患者一般PTG水平较高，即该类患者一般存有乐观向上的心理状态，与此同时，进行了手术治疗的患者可以尽快改善疾病的临床症状，在最大程度上缓解了身体上的不适感，当患者明显感受到了临床症状较轻之后，会容易产生积极的乐观心理，增加了战胜疾病的希望，这有有利因素都有利于减轻患者对疾病的顾虑，产生积极的正性心理，而负性心理也会随机减弱，有利于正性与负性心理的抗争中产生创伤后的成长[14]。

六、小结

在临床护理的过程中，护理人员应该根据肺癌患者的不同病情状况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支持和情绪干预，积极的干预患者心理状态，对其不良情绪进行必要的心理调适，除此之外，还应该指导患者的家属，为患者提供必要的家庭、社会支持，帮助肺癌患者在创伤事件中得到更好的创伤成长，以此达到恢复患者最佳的身心状态水平，增进身心恢复的速度。

参考文献：

[1]莫阔，唐棠，陈珑，等.肿瘤患者创伤后成长与情感情绪调节和自我效能的关系[J].中华护理杂志，2013，48（4）：334-336.

[2]王飞龙，卢兆桐，路威等.肺癌患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实用医药杂志，2016，33（7）：586-589.

[3]蒋丕萍，黄旭，张熙洋.非小细胞肺癌单发脑转移患者术后颅内感染危险因素分析[J].中华实验外科杂志，2016，33（8）：1917-1919.

[4]王新，王月峰，岳恺.老年ⅠA期肺腺癌患者术后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分析[J].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2016，32（7）：425-427.

[5]程丽.老年肺癌患者化疗期间抑郁相关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2016，8（7）：119-122.

[6]王会颖，刘均娥，李艺影等.乳腺癌病人创伤后成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研究，2011，25（2）：484-487.

[7]王珏，王军.癌症病人应对方式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关系研究[J].护理研究，2010，24（6）：1534-1535.

[8]chroeversMJ，HelgesonVS，SandermanR，etal.Typeofsocialsupportmattersforpredictionofposttraumaticgrowthamongcancersurvivors[J]，Psycho-Oncology，2010，19（1）：46-53.

[9]ThombreA，ShermanAC，SimontonS.PosttraumaticgrowthamongcancerpatientsinIndia[J].JBehavMed，2010，33（1）：15-23.）

[10]LinleyPA，JosephS.Positivechangefollowingtraumaandadversity：areview[J].JournalofTraumaticStress，2004，17（1）：11?21.

[11]DavisCG，Nolen-HoeksemaS.Lossandmeaning：howdopeoplemakesenseofloss[J].AmBehavSci，2001，44：726-741.

[12]陈君冬.肺癌术后病人生活质量与家庭支持的相关性研究[J].全科护理，2012，10（1）：97-98.

[13]刘欢，于智新，刘曦惟等.肺癌手术患者住院费用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6，35（7）：77-79.

[14]王红爱，曹枫林，李洁，等.肺癌患者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J].护理学杂志，2015，30（9）：23-25.